一、食品特供在中国①：权力在消费领域的殖民 食品特供消费在中国有悠久历史。早在封建时代，食品特供就普遍存在，饮食呈现出等级化特征。②“天子食太牢，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豚，士食鱼炙，庶人食菜。”③唐朝大诗人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虽是描写唐玄宗为博得杨贵妃一笑的荒淫，但如果从消费不平等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特权阶层跨越地域界限的特供消费。在封建社会，人们主要关注食品数量安全（food security）而非食品质量安全（food safety）。特权阶层能够通过获取其他阶层没有的食品（如贡品）并且消费它们，以彰显自身优越的经济与社会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制度设计，以及农村大锅饭盛行，农业生产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为了分配有限的资源，国家从1953年起在全国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这一制度1984年才被废止，持续时间长达30多年。直到今天，经历过短缺时代的人们仍旧对食物匮乏时期“排队购物”、“粮票”以及“肉票”等记忆犹新。④在这种再分配体制中，能否获得食品、获得多少食品，以及获得怎样的食品，均有赖于消费者拥有的政治资本及其所依附的组织类型。⑤不同单位以及同一单位不同行政级别消费者拥有的票证能力是大相径庭的，而中国食品特供制度正是在这种物质匮乏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初期，这种制度只是为了满足中央领导人食品安全与健康而由中央办公厅和卫生部负责，建立起新中国第一个专供副总理以上领导干部食品消费的“香山农场”（后更名为“玉泉山农场”）。⑥该农场早期要求中央机关干部每年在农场劳动20天；随着农场的发展，开始为毛泽东主席提供反季节蔬菜、瓜果等。这种“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称是：北京市食品供应站。由于坐落在北京东安门大街34号，对外通称34号。1956年“特供”的任务由公安部正式移交北京市负责。“特需”主要“特”在：（1）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2）高品质、高水平；（3）方便。⑦ 为了做到这些，食品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检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品质、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以正式文件的方式明确食品特供制度，源于上世纪60年代初。1960年7月30日，齐燕铭在京做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将在京的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并对每一类特殊供应的数量与类型做了明确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60年8月1日对齐燕铭的报告进行了转发。同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齐燕铭〈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的报告〉的指示》正式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这标志着食品特供制度正式制度化。⑧该指示明确规定，“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除了对于某些特定工种的劳动者是经常性的制度以外，都属于临时性措施；在供应情况有了明显好转以后，就应当适时地把它取消，而不要变成一种固定的干部待遇”。之后，各省也对本省负责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的食品特供状况做了明确规定。⑨ 改革开放后，随着食品市场的再生，中国告别了食物短缺。任何消费者，只要借助适量货币就能从市场上获取所需的食品。不过，此时的食品特供消费并未从社会上消失，而是变得更具隐蔽性。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发布，其中第3条规定“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固定供应点的所有食品一律按市价、按市民定量供应；价格从经营业务接受物价、工商部门的监督。”至此，作为正式制度的食品特供消费被废除了。 但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形势的不断恶化，食品特供消费又开始以隐性非正式制度方式进入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视野。⑩此时的食品特供与之前存在着较大差异，价格区隔以及有与无的分野不再是特权型消费者追求特供消费的主要动因，食品的品质与安全成为最主要的考量。为了规避食品安全风险，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开始纷纷使用公权力来退出主流食品系统（11），而选择食品特供的消费模式。（12） 总起来看，这种食品特供消费是权力在消费领域的殖民。目前在中国机关、部门蓬勃兴起的“特供运动”正是这种特权实践的延续，是为了获得去工业化的高品质与安全食品。 二、当代中国特供食品的运作机制 在当代中国，随着食品过度工业化、环境污染（包括水、土壤、大气等）和食品造假猖獗，食品安全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据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联合进行的《2011-2012中国饮食安全报告》显示：63.7%受访者认为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80.4%的人对当下的食品没有“安全感”。（13）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为了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纷纷建立供本单位员工（甚至其家属）及公务接待之用的特供基地。据Demick观察，这种特供消费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几乎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特供基地。（14） 现在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特供食品”并不是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而是大面积存在，几乎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特供农场和蔬菜养殖基地与渠道，从商家喜欢为某种产品打上“特供”来看，社会也普遍存在“特供”心理需求，这又进一步反证了目前的食品安全的确堪忧。（15） 与再分配经济时代的显性特供相比，当今中国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特供消费都是以隐性方式进行的。虽有极大的隐蔽性，但我们仍可以从相关事件或论述中发现特供消费的印迹。例如，2010年秋，作为夏季课外学习的一部分，知名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带领一群UCLA学生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绿色食品农场参观。主办方反复向他们表明：所有食品是有机和绝对安全的；并且产品不销往市场，直接供应市政餐厅。（16）此外，还有如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距西安三十公里户县的机关菜地，广东省某厅下属一培训考试基地雇用村民建立起种菜、养猪、养鱼、养鸡鸭的特供基地，等等。还有大量政府部门与生产优质、安全食品的企业签订长期合约，开展专供合作。（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