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笔者曾经发表题为《试论我国民族社会变迁的制约因素》的文章，集中论述了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制约因素，指出这些制约因素主要是由我国民族地区的政治转型、经济传统、民族文化、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以及民族区域地理环境等构成。①依笔者的管见，虽然时过十余年，但总体而言，这样的分析到现在还是有其合理性的。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分析社会变迁问题和社会发展话语，需要对社会行动者的集体实践和对既有的真理政治的组织进行重新整合，要部分地、策略性地脱离常规性的一般认识模式，以便为其他类型的知识和经验腾出空间。②由于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所以，那种一般性意义的分析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特定的区域社会。就民族社会及其变迁而言，自然具有一般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但必须更加突出其特殊性。③可以认为，与“发展”概念一样，“社会变迁也是一个具有比较属性的整体性概念，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变迁模式或唯一道路”。④有鉴于此，在笔者看来，可以将制约社会变迁的因素大体上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制约社会变迁的共有因素，第二个层面是指向于某一区域社会内部的特有的制约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判断，本文旨在集中分析制约甘肃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就“双联”（即“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作出学理的分析，以加深对这一核心在于“兴陇富民”的民心工程的时代理解和学理解读。 一、甘肃社会变迁的制约性因素 从学理上分析，社会变迁是一种整体性的事实陈述而非价值判断，事实上，当我们接受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系统的结构生成和功能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内在地接受了社会变迁的事实性陈述这一侧面和内涵。这样的向度就决定了我们在分析甘肃社会变迁的制约性因素时，要客观、理性，既要考虑民族性，也要强调地域性，这样会让我们将分析的视角更多地聚焦于甘肃社会变迁和发展的“惰性”基础之上。 （一）社会变迁的动力不足 虽然，任何时代都存在社会的变迁，但在当代，对社会变迁起关键性影响的动因确实是外来的。⑤按照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的“扩散模式”，核心地区向边远地区的变迁扩散，会促成边远地区的社会变迁，从而使两个区域的差异逐渐消除。但实践证明，这种发展也可能会形成边远地区对中央财政的依赖，从而形成“扩散—供给”模式，⑥也会出现外力输入地的“人文生态失调”现象。⑦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这可以从社会变迁的两种力量的维度来分析。总结我国贫困地区扶贫致富的经验就会看到，只有在外力的帮助下才能比较容易实现其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因此，就主观方面而言，国家对于贫困地区的外力支持是很明显的，这可以从组织制度、法律政策等方面表现出来。但是，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国家不仅要给政策，而且要给切实的帮助”。⑧据笔者的理解，费孝通先生这里所谓的“切实的帮助”，就是要紧紧抓住他们的特点，在帮扶过程中，对于“民族传统与习俗，民族心态与思维，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有益尝试必须给予足够重视”。⑨ 甘肃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农耕传统，这种传统具有相对稳定和变化缓慢的特点，甚至会在历史发展的惯性作用下进一步强化其存续的社会根基，这些“遗留物”自然就成了现在人们活动的背景。所有这些“世代相传的东西”使人们“会把传统当做理所当然的东西加以接受，并认为去实行或去相信传统是人们该做的唯一合理之事”，⑩这样，要脱身于“锁定”的状态，会变得十分困难，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总是不希望抛弃发挥着作用的“文化范型综合体”。（11）因此，如要扭转既有的状态，往往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12）由于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对于甘肃来说，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观念的转变尚显滞后，市场、竞争、效率、效益等市场经济意识还比较缺乏，则又导致甘肃社会变迁内部动力的不足。 （二）社会变迁的动员能力低下 这里的“社会动员”，是指一个带有导向性的过程，（13）是指由国家或政府推进的，对区域社会资源、人力和人的精神的动员和发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和普通的社会成员的“赋权”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在米尔斯看来，“民主的本质在于那些将会受到决策重大影响的人们应当在决策中拥有充分的发言权”。（14）应该相信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普通的民族地区居民比任何外来者更能洞察自己的发展限制、发展潜力和发展机会，“任何由局外人所作的研究其价值都比不上人们所作的自我反省”，（15）因此，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利用并根据他们的地方性知识，去理解他们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如此，才能在发扬民主的前提下大大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并渐次提升社会变迁的动员能力，这样，社会动员能力的提高就和参与式发展紧密关联起来。问题在于，通过实际调查，我们发现，很多决策者在决策之前或决策过程中对于普通社会民众的“话语表达”并无多少的兴趣，他们缺乏“让群众成为收益群体、让群众参与到发展过程中去”的工作理念，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等不合理现象依然存在；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分化了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16）“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领域的集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之下，不管这种逻辑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的”。（17）长此以往，社会成员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参与愿望和表达热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和将国家政策转化为实际效果的能力。 （三）旧有文化意识的积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