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和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社会矛盾与冲突有凸显之趋势，各类集体行动时有发生。因而，集体行动是当代中国社会学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集体行动进行了广泛探讨。例如，许章润从社会结构角度的研究①，李培林等人从社会冲突感角度的研究②，曾鹏从社会网络角度的研究等。③然而，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更多的个人或群体目前处于沉默状态，没有参与显性的集体行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也不意味着未来这种集体行动倾向不会爆发为规模性的集体行动。这种隐性的集体行动倾向的高低反映了目前中国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反映了这些社会问题会给未来中国社会带来规模性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如果这种集体行动倾向不能得到有效地释放或缓解，一旦出现某一特定事件，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某种程度上，集体行动倾向是社会情绪的一个风向标。换言之，对集体行动倾向的研究可以为预测集体行动的发生提供重要依据，对集体行动倾向影响因素的分析则有助于深化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理解。 以往的研究较多针对实际发生的集体行动或集体行动的直接参与者，而较少涉及个体的集体行动倾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冯仕政关于组织内部的集体抗争及其参与兴趣的研究，冯把有意参与集体抗争的人群称为“风险人群”，将其中态度最为坚定的那一部分称为“高风险人群”。④尽管国外一些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发现，参与集体行动的实际行为与参与集体行动前的态度之间会有较大的差距。但是，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对集体行动倾向研究的缺失将不利于准确把握中国潜在的社会问题，甚至对集体行动倾向的研究更为重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影响集体行动倾向的因素，并探求这些因素影响集体行动倾向的机制。这里的集体行动倾向是一种行为意向，是集体行动的萌芽。社会行为意向是社会行为的心态构成成分，但不是行为本身。⑤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行动倾向的研究是集体行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集体行动倾向不能完全转化为集体行动，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集体行动的产生。 相关调查数据表明，城市居民的休闲时间已经超过工作时间。⑥可见，休闲活动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活动在人们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本文旨在探讨个人的休闲方式对集体行动倾向的影响及其机制，探究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不同性质的休闲活动对城市居民集体行动倾向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二、个人休闲方式与集体行动倾向：类型化的解释框架 （一）集体行动倾向的现有理论解释 尽管集体行动倾向并非都能转化为实际的集体行动，但是，集体行动倾向是产生集体行动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基础。那么，具有哪些特征的居民更倾向于参与或认可集体行动？对于这一问题，现有文献中存在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种是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结构解释。在结构解释中，弱势群体被认为是集体行动倾向最显著的群体。由于弱势群体掌握的话语资源极其有限或者为零，处于相对与绝对被剥夺的弱势地位，既无法主动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决策层面，也不可能通过参与立法博弈而进入分配正义。⑦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侵害时，就无法保证能通过有效途径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一旦校正正义机制失灵，其具体生存的社会经济生态恶化，甚至到了连生存底线也难以维持的地步，那么，通过街头政治诉诸公开集体行动，便往往成为他们表达诉愿的唯一有效手段。⑧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竞争地位，政治上不能有效表达和捍卫自身权益，缺乏足够的信息、金钱和时间等资源。⑨因此，他们被称为无奈走向街头的抗议者。⑩ 第二种是基于不公平感的心理解释。主观不公平感是影响人们集体行动倾向的观念因素，表现为相对剥夺感、怨恨或不满情绪等。McAdam认为，在集体行动产生之前，必须在集体成员中发展出一套这样的集体意识，即自己目前的处境是不公正的，通过采取集体行动这种不公正的处境是可以改变的。（11）这与游正林（2006）对一起国企职工集体上访、静坐事件的研究结果几乎是一致的，认为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命运使这些职工产生了强烈的集体不公正感，这种不公正感促使职工参与集体行动，并希望通过参加集体行动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12）余晶晶对抗争性政治参与的研究表明，从社会总体来看，不满情绪并不会直接导致抗争性政治活动，但会导致较高的抗争活动参与潜力。（13）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尽管中国实际的抗争参与相对不多，但抗争活动的参与潜力很大。 第三种是基于社会冲突感的文化解释。这一解释与以情感为基础的心理解释比较相近，但更强调人们对社会冲突的感知以及受文化观念的影响。如克兰德尔曼斯所言：社会问题本身并不必然引起集体行动，只有当社会问题被人们感知并赋予其意义时才会成为问题，许多原本可以被看作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客观状况从来没有能够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甚至没有被人们所察觉。（14）李培林的研究也指出，利益变动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而是当这种利益变动为人们所感受到，进而产生不公平感和不满情绪，并通过不公平感和不满情绪最终影响到人们的冲突行为倾向。（15）佟新以一起国有企业工人发动的反对兼并的集体行动为例，分析了文化观念对下岗工人集体行动的影响，并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成为工人解释其生活境况的文化资源”，“并有效地发挥了其文化动员的作用”。（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