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是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物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1895～1945)，盐的生产与贩卖相对稳定，得到有效管理。1908年，台湾盐田面积达到1900甲(按：1甲等于0.96992公顷)，全年生产盐1亿斤以上。台湾盐除了供应本岛所需之外，余盐大部分输往日本、朝鲜、桦太(库页岛南半部)及中国香港等地区。1928年，台湾岛内盐的消费量为7000万斤，输出7500万斤，出售金额计209万日圆。① 从1911年起，台湾盐循着打狗(1920年改称高雄)—香港航路开始运销到香港，但是初期的销路并不如预期顺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上运输船只不足，运费不断高涨，导致安南等地的外国盐输向香港之正常航路受到阻碍。日本海运界趁机扩张，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加紧建造船只，增辟美洲、印度、南洋地区等十几条航路。1915年，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增设了基隆—香港航线，台湾总督府专卖局乘势扩大台湾盐就近大量倾销香港的优势。1925～1926年，由于香港发生大罢工，输往香港的台湾盐受波及而数量锐减，但是输往澳门的数量不受影响，反而大增。 本文就日据时代台湾盐输往香港、澳门的历程，港、澳两地输入台湾盐的诸种原因及其运销的现象等，进行初步考察。 一 台湾盐的发展 (一)日据时代之前台湾盐的发展 台湾位于北纬22°～25°之间，为热带海岛，具备制造海盐的自然条件。元惠宗至正九年(1349)，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在其《岛夷志略》一书中的“彭湖”条载：“彭湖，岛分三十有六……煮海为盐。”②可见，14世纪中叶的澎湖群岛或已有汉人在那里煎煮海水，晒制海盐。 台湾盐的生产至郑氏时期有较大发展。顺治十八年(1661)九月，朝廷颁布《迁界令》，将中国东南沿海(浙江、福建与广东)濒海地区的人民强迫迁移内地五十里，并且禁止人民出海贸易。③这个海禁政策的推行旨在封闭台湾郑氏与大陆之间的经济关系，以此打击台湾之生存。故这时期台湾日常生活所急需的食盐遂不能从福建漳州、泉州等地获取。康熙四年(1665)，郑氏参军陈永华开始指导当时濑口(今台南市南区盐埕)地方的居民生产“天日盐”。稍后，福建同安县人江日异在其《台湾外记》卷六有如此记载： (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八月，以谘议参军陈永华为勇卫。初，兵部侍郎王忠孝与谈时事，大有经济，遂荐于成功。功用之……以煎盐苦涩难堪，就濑口地方修筑蚯埕，泼海水为卤，暴晒作盐，上可裕课，下资民食。④ 此记载应是台湾生产天日盐之最早历史记录。郑氏政权开始征收盐税，作为兵费的重要来源之一。当时，台湾盐田主要分布在统治中心赤崁(Saccam，今台南市中心)的邻近海岸(濑口、打狗、洲仔尾)，盐田总面积共有2743格。⑤ 清朝统治台湾后，清政府为了征税方便，笼络安抚民心，在台湾继续实行郑氏时期的盐业旧制，即允许人民自由晒制海盐，自由贩运。清政府根据盐埕格的实际面积，进行课征盐税(按：每丈课四钱九分)，充作台湾的军费兵饷。⑥不久，这种宽松政策就产生了种种弊端，如市场恶性竞争、价格不公平等，影响了一般民众的基本生活。雍正四年(1726)，清政府遂将内地的盐业管理制度推行于台湾岛，由台湾府全面管理海盐的生产与贩运，并且严禁人民私晒私卖。 1729～1739年任台湾知府、福建分巡台湾道的尹士俍(字东泉，山东济宁人)曾作《收销盐课》，记述这一新盐制，后编入其有名的《台湾志略》⑦中。根据尹士俍的说法，当时全台湾的盐场共有四处，即洲南与洲北(二场皆坐落于台湾县武定里)、濑南(坐落于凤山县大竹桥庄)与濑北(原坐落于凤山县新昌里，雍正九年并入台湾县)。上述四个盐场的盐埕(盐田)总共有2743格。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盐场的盐埕仍然维持着郑氏时期的盐埕总数2743格，没有任何的改变。 18世纪中叶，台湾中北部土地不断得到开垦，出产稻米、茶叶与樟脑，移民逐渐增加。由于台湾交通尚不发达，中北部彰化县与淡水厅(1723年设立)的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盐，就由福建厦门等地的戎克船偷运，奸民挟带私盐到台湾西海岸甚至东北海岸，从事非法交易。19世纪以后，福建盐大量被私运到台湾中北部海岸的交易活动，可从当时地方官吏的报告与文人的笔记中获得证实。⑧直到光绪元年(1875)，福建私盐的贩运才获得台湾府(在台南)管辖下的盐务总局的承认与许可。台湾盐务总局在安平、打狗、淡水与基隆等港采购福建盐(当时名为唐盐)，再由官府分配给民间合法的盐商，以进行贩卖。1891年来台湾任台南知府的唐赞衮(湖南善化人)在其《台阳见闻录》“台盐”条里说：“台湾盐务，场产不足，半由内地运售，名曰唐盐。”⑨于是，福建的唐盐就成为当时台湾输入食盐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来源。这种方法不仅解决了福建盐的走私问题，同时满足了台湾社会对食盐的迫切需求。 光绪十一年(1885)，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三年之后(1888)开始改革台湾盐务，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他在台北府成立全台盐务总局，又在台南府设立台南盐务分局，分别管理台湾南北的七个官营盐场及十个盐务总管(鹿港、大甲、新竹、艋舺、头围、嘉义、台南、凤山、恒春、妈宫)。当时，台湾全岛年产食盐30万～50万石，其中台北二场10万～20万石，台南五场20万～30万石，不能满足全岛人民的需要。至于官盐专卖，全年收入大约有50万圆，扣除一切成本与支出之后，则只剩20万圆的盈余。⑩当然，这笔收益在台湾全年财政收入中并不占据显著的、重要的地位。(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