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对外侵略扩张历史，否认当年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不断通过右翼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活动，企图推翻历史结论，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日本侵华历史重新梳理，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 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的移民侵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实现大陆扩张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号称当年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足见其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历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历史的研究中，依然存在着名称概念混乱、史实证据残缺、本质认识模糊等诸多问题与缺陷。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移民侵略的视角，针对日本对中国移民侵略的名称变化、日本移民侵略的本质与特征等问题，依据日本侵华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对相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拾遗补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尝试对日本右翼势力错误历史认识产生的历史与文化根源进行剖析。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应严肃对待外语历史名称的翻译与使用问题，辨清是非，正本清源，坚持正确的是非观与历史观。 一、历史名称与历史假象 长期以来，在有关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特别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关历史事件、制度名称、群体(团体)称呼等等，常常由于日本的历史文献资料中使用了汉字，因此在研究中很多日语词汇便不加翻译被直接拿来使用。这种“拿来主义”现象与近代以来汉字“逆输入”现象的大量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功能作用和评价也比较复杂。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很多并非近代新造词语逆向回流的情况背后，隐藏着文化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以及日本掩饰对外侵略扩张的重大政治目的。主要关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相对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主权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后殖民主义则更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美国学者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做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1] 由于中国汉字在古代传入日本之后成为日本文字的主体部分，因此在日本历史文献中可以见到大量的汉字或以汉字为主的档案资料。这些历史文献资料在翻译成中文使用过程中，出于文义相通或文字相近，相当多的专有名词便原封不动地被拿来使用，有些甚至约定俗成地变成了“新汉语”和“新汉字”。毋庸置疑，这对推动汉语汉字的进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某些历史名词带有极强的时代和政治色彩，却依然被“不假思索”地照搬照用，如日本侵华时期的“从军慰安妇”、“开拓团”等用语。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外语历史名称用语的“拿来主义”对研究活动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某种便利，使中日文化学术交流有了“共同平台”。然而，这种不加分析和思考，甚至不加翻译地照搬照用，其带来的后果与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文字领域，在客观上也带来了诸多不利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大义的消极后果，对当时及以后的历史认识问题与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方面，无心的“拿来主义”和故意混淆是非、掩盖事实真相的做法，将使历史研究陷入后殖民主义语境与西方话语霸权体系的陷阱，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受制于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丧失我们的主体性和自我价值判断能力。在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论争以及批判日本右翼势力错误的历史观与行动的过程中，许多时候我们处于被动的局面，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故意混淆历史概念、抹杀历史真相、颠倒是非曲直的言行，我们使用的语言“武器”很多是外国制造、日本制造，分析框架与原则规范都被纳入对方铺设好的“语境”之中。如何防止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受到现代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实施的“隐晦的、文化道德的、知识的、精神方面的领导权”[1]的控制，防止成为其思想文化上的附庸，就成为当代中国在文化建构与公众教育，特别是在日本侵华历史研究中建构起坚固的防御阵地，树立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话语领导权的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和现象，客观上也为日本开脱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提供了借口和可能。在后殖民主义话语权下，日本侵华历史给中国带来的是另一种无形的影响和深远的危害，造成文化意识上的错误认同，继而模糊、赞同日本右翼势力对其殖民侵略的粉饰与回避甚至否定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今许多日本人无法正确认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及其本质，助长右翼势力错误的历史认识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