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绍兴四年(1134)八月，宋高宗赵构召见直史馆范冲，交谈中，范冲先对王安石变法作了一番批判，赵构接着说：“极是，朕最爱元祐。”② 赵构“最爱元祐”一语到底应怎么理解？从对话来看，似是赵构在熙丰与元祐两种政治路线之间作了一个选择；且当时朝廷正改修北宋神、哲两朝《实录》，负责人范冲即“元祐党人”范祖禹之子；因此有学者认为，“党祸与宋廷一并南移”，“北宋党争的余波”极大地影响了南宋政治。③当然，因为北宋名义上亡于“新党”之手，故朝廷此时修史，也意在用改写历史的方式，回答现实政治中对“国事失图”的追究。④ 还有一些学者比较关心“元祐”这一旗号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南宋君臣心目中的政治指归并非“元祐”，而是“嘉祐”，而之所以有“最爱元祐”之说，一是北宋后期政治的惯性所致，二是因为元祐之政的本质就是复行仁宗之政。⑤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爱元祐”的口号，契合了当时立国过程中所一直秉持的“祖宗之法”的旗帜，在非常时期，这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凝聚人心的实际意义。⑥ 上述看法都指出了两宋政治的连续性，并将赵构“最爱元祐”一语放入了这一脉络中作理解，各有其长，是可以并存的。不过，本文试图就南宋初年的具体政治情景，对赵构为什么说“朕最爱元祐”提出另一补充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强调的不是两宋政治的连续性，而是断裂性。 “最爱元祐”一语起于绍兴修史。绍兴修神、哲两朝《实录》，以《哲宗实录》为急，《神宗实录》次之，因为《神录》尚有朱墨本可资考证；而哲宗朝载籍先为蔡京焚毁，又遭南渡之祸，如果现在不修，待数年之后故家凋零、耆旧老死，就更加难以进行了；而《哲宗实录》改修的重中之重，又是所谓的“宣仁圣烈皇后诬谤事”，⑦即指元祐时期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有废哲宗另立之意。相应地，范冲于绍兴四年八月入对后不久，即“条上宣仁圣烈皇后诬谤事”。⑧ “宣仁圣烈皇后诬谤事”之所以是当时修史的重点，据赵构所言： 顷岁昭慈圣献皇后诞辰，因置酒宫中，从容语及前朝事，昭慈谓，宣仁圣烈皇后诬谤，虽尝下诏辩明，而史录所载，未经删改。朕每念及此，惕然于怀，朝夕欲降一诏书，明载昭慈遗旨，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⑨ “昭慈”即哲宗孟皇后，赵构的伯母。故赵构自己所吐露的修史之本意，不是因为士大夫有呼吁，而是出自孟氏的“遗旨”。而据李心传的考证，该“遗旨”当出自建炎四年(1130)孟氏的生辰宴会上，她对高宗说： 吾老矣，幸相聚于此，他时身后，吾复何患？然有一事，当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贤，未见其比。因奸臣快其私愤，肆加诬谤，有玷盛德。建炎初虽尝下诏辨明，而史录所载未经删定，岂足传信后世！吾意在天之灵不无望于官家也。⑩ 李心传于此评论道：“其后更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概张本于此。”概言之，绍兴年间重修神、哲两朝实录，以《哲宗实录》为急；而重修《哲宗实录》的首要任务，是辨高氏之诬谤；归根到底，这些又是出自孟氏的旨意——将高宗与“元祐”联系起来的，是昭慈圣献皇后孟氏。因此，在理解赵构“最爱元祐”一语的时候，必须要特别注意孟氏与赵构的关系，这就涉及了南宋开国史中赵构登基这一重大问题。此前人多有述及，本文接下来对此事的细节再作一些强调。 二、即真之诏 与许多其他皇帝一样，赵构登基也面临合法性的问题，但他的挑战不在于自己的身份有问题，而是父兄仍在世，故自登基前夕一直到建炎三年的苗刘之变，一直有人认为他不应该在当时的情况下称帝。(11) 赵构于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称帝；之前四月九日，大元帅府僚属集议称帝事，其中宗室仲琮等认为赵构不当即位，而应行东晋武陵王司马遵故事，承制行事，被赵构幕府群僚责难，汪伯彦《中兴日历》记耿延禧反驳之语云： 公是宗室，岂不避嫌？会有窜逸自虏寨归者，传太上皇圣语：“康王可便即皇帝位。”又衣里蜡封方二寸许，亲笔二字曰“即真”。益昭天命之符，二圣相授之至意。(12) 同是四月九日的事，在耿延禧的《中兴记》中却有不同的记载，《中兴日历》认为是耿延禧之语，耿延禧本人则记为耿南仲、耿延禧、高世则三人之言，内容也有不同： 况有自虏寨归者，道上皇语云：“可告康王即大位，为宗庙社稷计。”若即位乃道君之心，宗庙社稷之福也。(13) 耿延禧《中兴记》与汪伯彦《中兴日历》最大的不同，就是只提到了传来的“上皇语”，并没有提到徽宗亲笔“即真”二字。 事实上，汪伯彦所说的徽宗亲笔“即真”二字的真实性很成问题。李心传云：“谨按《玉牒》所书上皇御笔乃八字，曹勋所进《北狩闻见录》甚详，伯彦误记也。”(14)而曹勋带着“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八字到南京时，是当年七月，也就是赵构登基两个月后。(15) 但是，汪伯彦《中兴日历》的问题，不能仅以“误记”来解释。该书又记四月二十七日赵构之言： 上天眷命，群臣爱戴，幕属将佐上书劝进，拜叩固请至于五六，吾固辞者亦屡矣。方此踌躇以思，继又奉太上皇帝即真之诏、太母乘舆服御之意，迫不得已，敢不钦承。(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