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印行出版，无疑标志着延安文艺的创作实绩。这部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的长篇小说，再现了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之后土地改革给华北农村带来的急剧变化。小说有为土改运动树碑立传的深刻用意，这是显在事实，丁玲自己也曾申明过，“我想写一部关于中国变化的小说，要写中国的变化，写农民的变化与农村的变化”。她同时就其艺术构思的理性思维坦承道：“在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农民的变天思想。就是由这一个思想，才决定了材料，决定了人物的。”①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内地学人大多不是深陷作家只言片语的自述文字无法自拔，就是对小说文本的复杂面向估量不足以致少有真正创见。如果我们能客观还原小说真实的叙事图景，确切把握作家的创作理念和文本事实之间的隐蔽错位，自然就能够得出更加贴近真相的重新认识。 一 乡绅的黄昏：阶级社会对宗法社会的革命重构 我们还是先来仔细观照暖水屯各个阶层“不是亲戚就是邻舍”、“各有各的藤藤绊绊”的力量对比。小说一开篇，富裕中农顾涌出场。这位“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正经庄稼主”驾着亲家的胶皮大车回乡，将八里桥正在土改的消息带到了暖水屯，一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即将到来，村上各色人等反应不一。“一个光杆，什么也没有”的党支部书记张裕民和“从小就是孤儿”的农会主任程仁，一面期盼土改尽快有效开展，另一面又担心农民有“变天思想”；而李昌则“有十足的把握”。顾涌等富裕农民担心自己成为斗争对象，顾虑重重以致悄然转移勤勉耕作换来的殷实家产；绝大多数认为租田交粮天经地义的农民则抱守消极观望的务实心态。钱文贵、李子俊、侯殿魁、江世荣等“地主”也都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待到工作队进驻，这个国共两党拉锯争夺的华北乡村正式启动土改运动。 暖水屯此前清算过“做过大乡长”的许有武和“八大尖”中“一个比较软的”侯殿魁，前者举家外逃、财产全被罚没，后者“赔了一百石小米”；批斗过“乱派款项”、“乱派伕子”的甲长江世荣。《五四指示》虽仍以清算减租的“土地改革”名义进行，实际上各大解放区基本上都在推行以重新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可暖水屯既没有恶霸(孟家沟有陈武)、也没大地主(白槐庄的李功德有“几百顷地”)，有名可数的住“砖房”的“地主”也就是有着180亩地的江世荣、“一百三十六亩半地”的李子俊、“四五十亩地”的侯殿魁和“不过六七十亩地，算不得大地主”的钱文贵。被农会控制的江世荣，虽家有良田，但声望和地位已经一落千丈。“没别的能耐，却懂得养梨”的李子俊，吸毒、赌钱，“年年多少都要卖点地”，日渐败落的祖产全靠忍辱负重的老婆艰难打理。以“求得平安的渡过这个难关”的侯殿魁，当家以来一直都在善待同族佃户侯忠全。如果说并非欺压良善、为富不仁之辈的李子俊、侯殿魁仅仅是以殷实人家出名的话，那么“家里本来也是庄户人家”的钱文贵则是丁玲着意刻画的“村子上八大尖里面的第一个尖”。其一，土生土长的“富户”，发迹史无从查考；其二，“不象庄稼人”倒“象一个斯文人”，两年的私塾学习让他具备了一定的文化资本，这一点和普通乡民的文盲特质形成鲜明对照；其三，他见多识广、人脉丰厚，与“保长们”、“县里的人”甚至和“日本人”都有往来，这是他与众不同的社会资本，也是他拥有经济资本的明显表征；其四，他完全在野，却又凭借地位、声望、面子等象征资本或无形资源牢牢掌控着暖水屯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较之于江世荣、李子俊、侯殿魁，钱文贵是暖水屯唯一一位坐拥经济、文化、社会、象征四大稀缺资源的、“本村数一数二的有名人物”。 钱文贵全家“靠租子生活”、日子也过得“比一般人都要舒服，都有排场”，但“还不足以富到离开村庄到镇里去生活”②，算不上大富之家。此外，他还有一个“种二亩菜园地”的亲哥，这也说明他的家产并非祖传，暖水屯实在没有富甲一方的大地主。由于民国时期推行乡村自治，国家政权只到县一级，决定了和村民有着本家、姻亲、邻里等乡梓情谊和租佃、雇佣、借贷等经济往来的“乡绅”在乡村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乡绅钱文贵却没满足广大村民的道德期待，而是受人恭维、拿人钱财、“包揽词讼”，和刘满等乡民还有私人恩怨；但毕竟他没有命案在身，谈不上是横行乡里、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钱文贵即便反感张裕民、程仁“泥浆腿坐江山”，对“老蒋”心存热望，但他并没进行或明或暗的破坏活动(把女儿嫁给治安员张正典是在土改运动开始前，笼络小学教员任国忠也只是让其去打探有关土改的各路消息。儿子钱义也是“自愿当兵”，不存在骗取“抗属”身份的险恶用心)，而是隐身静观其变，继而为了规避风险、防止家产流失，火速张罗分家，夫妇二人加上养女黑妮就“只十几亩地了”，这和贫农李昌三口之家十亩地的土地状况基本相当。如此情形让土改工作组组长文采产生后来遭受否定的“错误”结论：钱文贵“从经济上来看……顶多是个中农，纵使出租，也不是什么大事，从政治上看，他是一个抗属”。 文采对于钱文贵的定性原本没错，让两个已经成家的儿子均分了五十亩地实在无可厚非(按照中国人的传统，钱家两房早就应该分家析产，姑且不论此时分家真实与否)；他不擅农活、家中劳力匮乏，通过雇佣长工或租予佃户的方式来料理土地也是人之常情，这和富裕中农顾涌但凡农活事必躬亲同样可以让人理解。事实上，在华北，自耕农占主导地位，农村的地权不均并非阶级分化所致，土地也不是特别集中：“据土改时期调查，在河北、山东、绥远3省2000多乡里，地主、富农占农户总数6％，据有27％的耕地。中农、贫农、雇农占农户总数的88％，仅有71％的耕地。”③放眼全国“多数地区”，“约占人口总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总数的50％至52％左右，约占人口总数90％的劳动人民，占有土地总数的48％至50％左右”④。这就说明地主和农民间的阶级对立远没有想像中那么剑拔弩张。暖水屯和其他中国乡村一样，长期以来形成了以乡绅为主导、各种阶层长期共存的稳定社会结构。因此，在文采主政的土改前期，“老百姓的眼睛在看着干部，干部却不肯带头”，疑似“中农”的“乡绅”钱文贵得以继续潜伏，运动一度停摆。但“这次土改工作因为战争环境不得不求快”，县委宣传部长章品空降暖水屯，“经过场面”的他深知“拔尖要拔头尖”的朴素道理，认准钱文贵的乡绅身份属性，锁定了斗争目标。经过血与火的斗地主决战，钱文贵受尽羞辱，颜面立尽，乡绅威权被迅速加以消解，农民也由自然人变身为政治人，乡土中国的“农民—乡绅”的宗法层级秩序被重塑为革命中国的“农民—地主”的阶级对抗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