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去，一个作家的文学实践不仅仅依赖于个人的天赋，更重要的是，有赖于他所身处的文学场对他的塑造。由于处于“历史的三峡期”，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学场发生着急剧而频繁的变动。身处其中的作家们，尤其是那些创作历程长的作家们必然受到不断变动的文学场的塑造。这种塑造从本质上说，就是文学场权力关系的变动内化为作家的习性，并进而外化为作家们的文学实践。当然，作家的文学实践也并不总是循着其习性，在高度规范化、仪式化的场域中，作家也会以理性、算计的实践代替习性的外化。因此，从作家文学实践入手，有可能看到文学场权力关系变动的情形。我们选择老舍作为考察的对象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老舍从20年代中期进入文学场，经历了中国现代文学场变动最剧烈的几个时期。二、老舍是少数几个在1949年之后还保持着旺盛文学实践热情的作家。为了更清晰地观察文学场与老舍文学实践的关系，我们选择老舍最为得意的《离婚》的版本变动作为对象进行考察。 《离婚》的主要版本有：1933年8月(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本；康德八年(1941年)12月(新京)启智书店本；1947年9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本；1952年2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修正重排本；1963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本。另有赵清阁改编的电影剧本《离婚》(发表于1948年《文潮》月刊5卷2期至6期)以及两个英译本：Divorce(1948年美国King Publication公司出版，译者为伊文金，此译本未获得老舍的授权)、The Quest for Love of Lao Lee(1948年美国Reynal and Hitchcock公司出版，译者为郭镜秋，此版本获得了老舍的正式授权)。郭镜秋的英译本后来还被转译成瑞典文、波兰文①。《离婚》的这些版本之间都存在差异。这些不同除外文译本与中文本之间的跨文化差异外，国内几个版本的差异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时代文学场的权力关系。 1941年启智书店本是冒名、盗版②，并不能看做是老舍的文学实践。因此，本文以1933年良友本为底本，对《离婚》在国内的三个主要版本(1947、1952、1963)进行汇校。我们发现，后三个版本与1933年初版本相比共有113处差异。除去17处误植、漏植、异体字、语病等外，在剩余的96处差异中，1952年本、1963年本中有许多共同点；1947年本与1933年本差异数最小，差异数最大的是1952年本，其次是1963年本。从小说章节来看，差异最大的是第二十章，其次是第一、第二、第七、第十三等章。其中，1947年晨光本与1933年初版本的差异主要是增加了《新序》。除此之外，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仅有5处，其中涉及语义修改的仅有两处：一是第一章中描写老张对待仇货的态度，将“日本货”和“日货”修改为“外国货”、“外货”；二是将第二章中老李不能离婚的理由，“父母不容易，怎肯去伤老人们的心”一句，改为“父母不容许，怎肯去伤老人们的心”。前者的改动与时代语境有关，彼时，日本投降已经使这一幽默失去了时效性。后者一字之改，则更能突出老李性格中的懦弱。除此之外的3处差异均为文字错讹。这些差异显示《离婚》自身资本没有根本变动。因此，我们的考察对象主要集中在1933、1952和1963年本的差异上。 一 幽默、“底气”与“文字风格”：《离婚》初版本的资本 老舍进入文学场时，现代文学经过与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文学阵营的占位斗争，已基本确立了自主性原则，文学场的占位也已完成。而老舍却能很快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1926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十七卷第七号)上以头条出现，同年，老舍经许地山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7年，《赵子曰》在《小说月报》连载；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老张的哲学》的单行本。作为一个后来者，老舍能够在当时的文学场中成功占位，其最重要资本就是他的幽默。当时一位批评者说：他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是“在‘幽默文学’的名词，尚未被社会周知，而引起注意的时候”就出现的，“为读者所赞许”的“幽默作品”③。1928年商务印书馆在《时事新报》上所做的广告也抓住了这一点：“《老张的哲学》，为一长篇小说，叙述一班北平闲民的可笑的生活，以一个叫老张的故事为主，复以对青年的恋爱问题穿插之。在故事的本身，已极有味，又加以著者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使本书成为一本现代不可多得之佳作，研究文学者固宜一读，即一般的人们亦宜换换口味，来阅看这本新鲜的作品。”④在当时的出版者看来，《老张的哲学》的“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与老张的“可笑的生活”一起成为老舍在文学场中占位的最初资本。它不仅能满足专业读者(“研究文学者”)的研究兴趣，而且也可以供“一般的人们”“换换口味”，即老舍的幽默具有较高的象征资本价值和经济资本价值。尤其重要的是，这个出版者——商务印书馆——是当时文学场中最具实力的生产机构。它以雄厚的实力主导着文学场的有限生产次场和大规模生产次场。商务印书馆的承认在文学场的两个次场中都增加了老舍的占位资本。事实上，老舍在1930年就已有“笑王”之称⑤。 老舍的幽默不仅使他在文学场中成功占位，而且使其具有鲜明区隔性。李长之曾经将老舍与鲁迅做过比较：“同是讽刺，鲁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乃是幽默。鲁迅能热骂，老舍却会俏皮。”⑥老舍的幽默是其习性的自然外化。这一习性与鲁迅的那种浙东人的硬气以及深受德、日、俄文化所塑造的习性有着明显的区别。老舍曾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个爽快的人，当说起笑话来，我的想象便充分的活动，随笔所至自自然然的就有趣味。教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我的心沉下去，我的话也不来了!”⑦这一习性的形成有两个构造要素，一是老舍所处平民社会的童年经验：“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⑧二是，英国幽默文化。老舍曾大量阅读英国小说。这两种构造要素在远离国内文学场的占位斗争(革命文学论争)、排遣寂寞与乡愁的意图以及“只为写着玩玩”的态度⑨等三重因素的作用下，使老舍的习性迅速地外化为文学实践，形成了区隔性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