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4)03-0001-09 尽管戴望舒并不认为《雨巷》是自己的代表作，很快抛弃了《雨巷》的音乐性追求，但在一般人心目中，戴氏的文学史形象却一直被定格为“《雨巷》诗人”。《雨巷》“古典与现代融合”，也仍然被默认为一种理想的诗学范式。但问题是，我们越是把《雨巷》当作“古典与现代融合”的典型，其艺术成就越是令人生疑。诗人的文学史地位，甚至“古典与现代融合”的诗学理想，也反过来成了需要解释和辩护的问题。 这个悖论提醒我们：问题的根源，极有可能是我们一开始就站在中国古典/现代的历时性关系维度上，误读了《雨巷》的结果。从共时性维度看，《雨巷》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艺术理想的代表。 一 古典性视域里的分歧 就是因叶圣陶的激赏而赢得了“《雨巷》诗人”称号的当时，戴望舒本人，以及刘呐鸥、施蛰存、杜衡等人，均对《雨巷》评价不高。杜衡说得很清楚，《雨巷》虽然得到了叶氏高度赞誉，“然而我们自己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却并不对这首《雨巷》有什么特殊的意见”，“就是望舒自己，对《雨巷》也没有像对比较迟一点的作品那样的珍惜。望舒自己不喜欢《雨巷》的原因比较简单，就是他在写成《雨巷》的时候，已经开始对诗歌底他所谓‘音乐的成分’勇敢地反叛了。”[1]从《望舒草》不收《雨巷》等情形来看，杜衡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 刘呐鸥、施蛰存、杜衡等“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对作为“《雨巷》诗人”戴望舒的批评，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嫌其古典气息过浓而“不够现代”。刘呐鸥在赞赏戴氏“技术的圆熟实有将灿烂的果物的味道”的同时，对其“似渐渐地迫近法国古典的精神去”的趋向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希望你再接近现代生活一点”。[2]刘氏所说“精神”，实际上是航空飞行之类的社会生活新事物、新趋向，即诗歌的题材。在这个意义上，卞之琳则是把刘呐鸥“再接近现代生活一点”的婉言劝勉，变成了对戴氏“过于古典”之弊的批评：“《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或者‘稀释’。一种回荡的旋律和一种流畅的节奏，确乎在每节六行，各行长短不一，大体在一定间隔重复一个韵的一共七节诗里，贯彻始终。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辞藻，却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更为浅易、浮泛。”[3]余光中称《雨巷》“音浮意浅，只能算是一首二三流的小品”[4]，只是重复卞之琳。 卞之琳并非戴氏“比较接近的朋友”，但他对《雨巷》的评价，却得到了施蛰存毫无保留的赞同。施蛰存认为，《雨巷》的形式虽然是外国诗，但“精神还是中国旧诗”。在称赞“卞之琳不愧是个论诗的老手”之余，施蛰存还以读者分层的方式，把《雨巷》打入了浮浅而“不够现代”的作品之列。他说，今天的“十八到二十多岁的年青人，一定还有爱好这首诗的。但如果他自己也写诗，到了二十五岁，如果还爱好这首诗，那就说明他没有进步，无法进入现代诗的境界”①。 有意思的是，从“古典与现代融合”的角度出发，高度评价《雨巷》及其艺术成就的研究者，也同样认定戴氏借鉴的是中国古典旧诗名句——李璟《山花子》的“丁香空结雨中愁”。孙玉石指出，《雨巷》既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又创造性地化用古典诗词的优秀艺术传统，“既吸吮了前人的果汁，又有了自己的创造”[5]，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的扩充和“稀释”，否定其艺术成就。这一思路，甚至反过来激活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灵感，坐实了《雨巷》和李璟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之间的联系[6]。 两种评价截然不同，却又同样以《雨巷》和“丁香空结雨中愁”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出发点的事实，甚至超出了如何评价和解读《雨巷》的范围，变成了如何理解戴望舒的文学史形象，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新诗的古典性与现代性问题的困惑。李怡就曾以戴氏既深受法国象征派影响而具有高度“现代性”自觉，又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传统关系密切而“古典性”十足为据，认为戴氏的文学史形象中“包含着一系列有待清理的异样因素”[7]。 在前提相同而结论迥然相异的事实面前，我们能否设想这样一种可能：《雨巷》的艺术渊源并非中国原产的“丁香”，诗人所要表达的也不是我们熟悉的古典性哀怨，而是一种陌生的现代性体验? 二 新感觉派的共同感 抛开中国传统/现代的历时性维度，我们至少还可以在这样两个共时性维度上来看待《雨巷》：第一是《雨巷》与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比较；第二是域外文学的影响。我们先从第一个共时性维度入手，把论域集中到批评《雨巷》“不够现代”的刘呐鸥、施蛰存等几个戴氏“比较接近的朋友”身上。 很显然，刘呐鸥之认为戴望舒“不够现代”，乃是因为戴氏与法国古典诗歌精神，而非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过分接近。一直对《雨巷》评价不高的施蛰存则注意到，善于描写都市生活的“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小说中有许多句段差不多全是套用了戴望舒的诗句”[8]。而我们知道，穆时英并不讳言因情调和场景之切合而不加引号地借用他人的“取巧”[9]行为。这说明在穆氏眼中，戴望舒的不少诗歌作品，完全切合于都市现代人的情绪与感受，可以直接“取巧”搬进自己的小说。葛飞则以穆时英对《雨巷》情调的“一再称引和戏拟”为据，深入分析穆时英和现代派诗人内在情感层面的共鸣，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戴望舒不但是现代派诗人们的‘灵魂’，而且也是穆时英们的精神领袖”[10]的事实。模仿戴望舒，“称引和戏拟”《雨巷》情调，不是穆时英的个人“取巧”行为，而是包括施蛰存、刘呐鸥等戴氏“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们不约而同的写作趋向之一。葛飞指出的“称引”和“戏拟”两种手法，也打开了将《雨巷》与新感觉派小说相互发明的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