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反反复复在思考的问题是：世界文学史自启蒙时代以来遴选作家作品的标准是什么?综观世界上林林总总的长篇名著，许多巨制的产生都是瞄准了其国家和民族命运关键的历史转折的时代节点作为创作大架构的构思契合点，不要说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和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的鸿篇巨制，即便是伏尼契那样反映动荡年代里人物命运的小制作《牛虻》也不放弃对那个革命年代背景的刻画，更不要说雨果的《九三年》直接以革命年代为题，通过两个主人公的命运激越地表达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判断，凸显了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人性高于一切的创作理念的膜拜，这才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大作家对人类灵魂救赎的伟大贡献。2013年，恰恰是距离“法国大革命狂风暴雨时期”1793年整220周年纪念年，同时也是《废都》出版20周年，从这个历史时间的偶然巧合当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语)——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上，一个作家如果能够迅速地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性动荡和异化做出深刻的剖析，那他必然是抢占了文学创作的制高点。当然，如果与当时的历史拉开一段距离，也许就能够站在一个更清醒的高度来描写他笔下的人物，像雨果那样，在几十年后的临终前去写《九三年》，或许比《悲惨世界》更成熟，更能达至人性哲理的高度升华。但是，与亲身经历一场动荡的社会巨变不同的是，对处于极度亢奋的当事者而言，那种写作的创作灵感与冲动是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阻挡与遏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92年乃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重要关口，也是作者个人生活转折的年代，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贾平凹以一个作家敏锐的艺术感觉，嗅到了人性巨变与畸变的时代气息，作为一个历史生活的亲历者与忠实“记录员”，他为文学史打造的，是从动荡历史时光隧道中各色人等、尤其是知识分子灵魂中抽绎出来的一块“心灵活化石”。今天，我们能否从中发现一些新的文化与文学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元素呢? 经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暴风骤雨的洗礼后，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90年代初的二次改革大潮中发生根本性的颠覆，随着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大迁徙“移民运动”，延续了几千年的宗法式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①第一次被真正地撼动和颠覆，而且是异常激烈。此时也正是中国文学从思想向技巧魔方“向内转”的关键时期。 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我想到的是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5年写下的一篇《好的坏书》中批评那种逃避现实的文学作品的文章。虽然有些作家在艺术技巧上是一流的，但他们的作品却是不能长留于文学史显著位置的：“我担保《汤姆叔叔的小屋》将比弗吉尼亚·伍尔夫或者乔治·莫尔的全部作品流传得更久远，尽管我不知道，从严格的文学标准判断，《汤姆叔叔的小屋》到底好在哪里。”②这才是一个作家兼批评家独特的眼光，历史已证实了其价值判断：无论哪种艺术，如果抽掉了思想的元素，艺术的表达则是无解和空洞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废都》的思想性是大于艺术性的。 西京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的文化帝都的象征，在现代商品文化大潮席卷而来之时，必然会在礼崩乐坏的过程中呈现出其各种各样的文化断裂现象，其中，必定是知识分子首先感觉到了它的阵痛。作为一个敏感的作家，贾平凹从本能意识出发，选择了一拨他最熟悉的旧京里的文人士子作为描写对象，不管贾平凹承认与否，我都坚信《废都》是一部作者将本人形象和心态融入其中的带有自传性的作品。就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你能说我们处处看不到作家的面影吗?我以为，文学史多次证明了这样一种创作规律：凡是大构思的划时代作品，都是将作家自身的心路历程倾注在某个主人公身上的，这种灵魂附体的创作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情感介入越深，作家消耗的心血就越多，心血消耗得越多，作品就更加真切地呈现出作者记录那个时代文化的深刻印记和最为珍贵的原始经验。 作为世纪性的阵痛，改革给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的眩惑，然而历史又必然伴随着这些眩感与痛苦同行。就此而言，在人欲横流的社会里，人性的扭曲已是马克思多次提到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副产品。在这心灵世界的异化中，首先觉醒的应该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从20世纪早期的五四运动到80年代的“二次启蒙”都宣告了它的失败，那种五四先驱者们强烈的社会改造意识在20世纪末已化作一声声长长的悲叹而灰飞烟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始终不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废都》中的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意识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可以说，贾平凹是在描绘当时社会文人在变革大潮中一片心灵废墟的“悲惨世界”，是中国式的《九三年》，因为作者与雨果的共同特征就是把人性放在动荡年代里的革命(或改革)的烈火上炙烤，那种对知识分子心灵无情的曝光就足以构成了人们对历史的批判性审视，尽管作者往往饱含着无限同情和怜悯的情感去抒写其笔下的西京文人。倘使以此为阅读视角，《废都》似乎就有了“新儒林外史”的意味。但是，就整个小说呈现出的西京社会文化景观来看，它的描写触角已然涉及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官场、文场、商界、学界……它描写人物的数量和力度虽不及《红楼梦》那样宏阔与深刻，然而，就主要人物，尤其是对庄之蝶的心灵世界的展示，却更具“历史的必然性”和性格的立体感。就单个人物来说，对庄之蝶的描写和对贾宝玉的描写相比照，前者心灵世界的复杂性强于后者。如果说《红楼梦》是以多个艺术典型勾勒出那个时代上层贵族生活的全貌，而《废都》则是着重描写一个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的旧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彷徨”与“呐喊”，主旨在于以放大变形的手法来镌刻出那个时代的人性异化的本质特征。亦如维多克·雨果在《九三年》结尾中所说的那样：“于是后者的黑暗融于前者的光明之中，这两个悲壮的姊妹灵魂一同飞上了天。”③雨果是以两个人物——革命者戈万和反革命者西穆尔丹肉体的同时死亡表达了他们同时向伟大的人性投降和皈依的主题；而贾平凹却是在一个主人公庄之蝶身上投射出人性异化、在那个动荡年代里黑暗与光明搏战无果的“文化休克”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