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短刊的崛起和随笔杂文的繁荣：一个被忽视了的战时文坛景观 大约从1938年开始，评论性的小刊物相继崛起于大后方的昆明、重庆等地。诸如《新动向》(昆明，1938年6月创刊)、《今日评论》(昆明，1939年1月创刊)、《战国策》(昆明，1940年4月创刊)、《星期评论》(重庆，1940年11月创刊)、《当代评论》(昆明，1941年7月创刊)等都在此列。这些刊物的篇幅皆为十六开、多在三十页左右，一周、半月或一月一出，可称为评论短刊，它们所刊发的多是关于时事政经的评论分析和感怀时事的随笔杂文等比较简短的文字，而支撑它们的编者、作者大都是学院知识分子。显然，在战时的艰苦环境里，这些评论短刊既为学者们提供了发抒议论的阵地，也为文人们提供了发表艺文的园地，而由于它们篇幅较小而出版快捷，尤其适合随笔杂文的刊布，遂直接推动了战时散文写作的繁荣。这境况甚至让一些官办刊物也见猎心喜，比如国民党中宣部的《中央周刊》自1941年3月出版的第3卷第34期开始，就由陶百川接办而明显向学院文人倾斜，发表了不少文人学者的政论时论和随笔杂文。在1942年之后，此类评论短刊在大后方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单在昆明就有《生活导报》(昆明，1942年11月创刊)、《自由论坛》(昆明，1943年2月创刊)、《民主周刊》(昆明，1944年11月创刊)、《独立周报》(昆明，1945年11月创刊)、《自由导报》(昆明，1945年9月创刊)等，可谓极一时之盛，成为辉耀大后方的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和文坛景观。 由于战时经济艰窘，这些评论短刊往往艰苦支撑、难以持久，但难得的是它们常常此起彼伏、前赴后继，只可惜它们的传播和影响类皆局限于西南一隅之地，而当战后文化中心重返北京和上海，这些曾经活跃一时的评论短刊也便随之夭折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只有个别刊物如《战国策》因为特殊的原因才为人所知，更多的评论短刊则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实，在这些评论短刊里保存了当年知识界大量的也很重要的战时言论和社会观感及人生感怀，委实值得学术界重视和珍视。随笔体散文的繁荣就得益于此——诸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钟书的“冷斋随笔”、王了一(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冯至的“鼎室随笔”、冰心的“力构小窗随笔”，以及朱自清和杨振声比较知性的散文等，都算得上是随笔体散文的重要收获，而它们其实都是这些评论短刊所直接催生的。事实上，一些评论短刊甚至如接力似地先后相接，接连连载了不少学院文人的随笔小品。同时，这些评论短刊也直接推动了学院文人的杂文写作，即如梁实秋、刘英士、潘光旦、费孝通等在这一时期就颇多为时为事而作的杂文。他们的杂文当然不乏针砭现实的内容，但其批判性不是那么意识形态化，并且在批判之余常常继之以学理性和建设性的讨论，从而在左翼的“野草-鲁迅风”等战斗杂文之外，别开学院派的温和杂文之一脉，那其实也丰富和拓展了现代杂文的内涵与外延。 感时忧国有“狂论”：作为“杂文家”的沈从文之一瞥 沈从文也是杂文家么?当然是的。事实上，纵观沈从文在整个40年代的写作，不难发现他在小说创作上用力渐少、作品寥寥，而显然把更多精力倾注于杂文的写作，连续不断地在一些评论短刊上慷慨陈词、发抒议论。就此而言，40年代的沈从文委实成了一个杂文家。这对曾经坚守文学的纯粹性、一度颇为反感杂文的京派文学重镇沈从文来说，可能是一个不自知的重要转变；但很可能也正因为30年代的“纯文学作家沈从文”给人的印象太深、太美好了，所以对40年代的“杂文家沈从文”，迄今的研究者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含糊视之、淡然带过。这也可以理解——作家的某种文学形象一旦在研究者心中生根，往往牢不可破、改变甚难，此所以“纯文学作家沈从文”才能长期掩盖住“杂文家沈从文”而不被觉察也。 其实，杂文正未可轻视。即如沈从文这样敏感的作家，他在抗战中后期五六年间颇为复杂的感时忧国情怀，也主要不是在他的那些愉快抒情的小说中，而恰是在他这一时期的大量杂文中，得到了更为剀切和强烈的表达。可惜的是沈从文的这类杂文文字至今还有不少仍沉埋在当年的评论短刊中。此前我和两个研究生裴春芳、陈越曾经发掘过一些。今年前半年为了核对另一个作家的几篇随笔的初刊本，我特意去图书馆翻检昆明出版的一份小周刊《生活导报》原件，却出乎意料地在该刊上看到了沈从文的多篇文字，篇目及刊期如下—— 1.《〈长河〉题记》，《生活导报》第12期，1943年2月6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 2.《论投资》，《生活导报》第15期，1943年2月27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 3.《狂论知识阶级》，《生活导报》第18期，1943年3月27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 4.《都市的刺激》，《生活导报》第35期，1943年7月25日出刊，作者署名“上官碧”。 5.《明天的“子曰”怎么办》，《生活导报》第39期，1943年8月22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 6.《中庸之道》，《生活导报》第41期，1943年9月19日出刊，作者署名“上官碧”。 7.《统治责任与权力测验——平价中的小问题》，《生活导报》第47期，1943年10月31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 8.《黑魇》，《生活导报》第55期、第56期，1944年2月13日、2月20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 按，《生活导报》原是西南联大学生编发的一份小周刊，创刊于1942年11月13日，作者自然多是西南联大及紧邻的云南大学师生，而以教师为主，两校的著名学者如雷海宗、王赣愚、王了一(王力)、冯至、费孝通、闻一多、孙毓棠、赵萝蕤等，校外作家如冰心等，就都是它的热心作者。查目前北京各图书馆所藏《生活导报》共有60余期，至于此后是否续刊，则暂难断定——或许在昆明、重庆等地还有更多期存留于世，也未可知。沈从文也是《生活导报》的重要作者。就目前所见，他在该刊至少发表了上述8篇文字，其中《〈长河〉题记》和《黑魇》二篇因为在别处发表过而据以结集和编入《沈从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论投资》1篇曾经收入《云南看云集》因而据以编入《全集》，其余的5篇——《狂论知识阶级》、《都市的刺激》、《明天的“子曰”怎么办》、《中庸之道》、《统治责任与权力测验——平价中的小问题》——都不见于沈从文的别集、文集和《全集》，当属集外佚文无疑。现在就把这5篇文章的校录稿公之于众、飨诸同好。同时附录的还有《由怀疑接近真理》一文，该文原载重庆《国民公报》副刊《国语》第27期，1943年9月23日出刊，作者署名“沈从文”。此文原是北京大学的方锡德先生此前发现而未及整理者，前不久方先生看到我的这些校录稿后，遂将所拍该文的照片传给我，嘱咐我一并整理重刊之，而我在随后的校录中则发觉该文与沈从文此前发表的《谈保守》(载昆明《新动向》第1卷第2期，1938年7月1日出刊，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一文的后半篇很相似，仔细核对一过，确证该文其实是在《谈保守》后半篇的基础上重新删改而单独成篇者，所以将它附录于此，或可供研究者在为沈从文的著述编年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