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所呈现的“肖像”，关联着作家的气质、认知和审美想象，也关联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条件、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马小淘的《毛坯夫妻》和张悦然的《家》①是同代人创作中能够打动我的作品，它们特别能见出当下青年人在自我想象和自我塑造的过程中多种因素互动的复杂性。解读这两篇小说也提供给我“揽镜自照”的契机：面对今天中国的现实，自己的纠结难解的困惑，以及自身与时代纠结难解的关系。 一、“宅女”是如何炼成的：马小淘《毛坯夫妻》 温小暖失业后待业在家，“不爱出门不爱动”，“在家待的时间越长，她对外界的兴趣就越小，甚至能在卧室完成的事，她都懒得去客厅。没有什么十分强烈的理由驱动，很难劝她出门”。《毛坯夫妻》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宅女”的故事。 温小暖从市郊来到昔日情敌沙雪婷位于四环内的联排别墅，这是一个经典的“文学时刻”——个人进入都市，或与豪宅相遇。该时刻附属于“十九世纪小说发展历程的伟大传统”：“在小说中起决定作用的主人公通常都是来自‘乡村地区’的‘年轻人’”——不一定来自“字面意义上的乡村”或“外省”，而主要着眼于社会阶层——他们走出家门，进入城市，或“被引荐进入豪宅”，由此开始寻找自我的历程②。在这样一脉文学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巴尔扎克、司汤达、亨利·詹姆斯、德莱塞、福克纳……福克纳在《谷仓燃烧》中描写过一个这样的人物，特里林是这样评价的：“施努泼塞斯的身体在面对西班牙少校住宅那种传统的典雅时并未‘矮了一截……仿佛它已经达到了邪恶和贪婪的极点，以致不会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它再矮下去了’。这种粗粝的、金属般刺眼的、密不透水的存在甚至具有一种道德意味，并给人一种道德的满足感。”特里林精准地点出了这类人物的性格特质与生命状态：当庞大的都市在面前展开时，他们内心充满野心与狂想，身上迸发出“一股兴冲冲的劲儿”，欲与未知的世界角力。尽管这场角力以及背后不断膨胀的欲望往往会在某个时刻功败垂成，但是他们之所以来到城市，正源于在欲望的鼓励下追寻一个“可能的自我”③，“为了生存而艰苦地奋斗能勃发出多么辉煌的能量”④。 可是，这样一种“张牙舞爪”、不驯服的姿态，连同那股“粗粝的”、“兴冲冲的劲儿”，以及焦虑对峙中焕发出的“辉煌能量”，都在温小暖身上消弭于无形。小说聚焦城市青年的生存焦虑，在日益膨胀的社会消费面前，他们鼓荡起强烈的欲望，却由于社会地位的渺小与无助，被摒弃在既得利益集团之外，也无力与坚固的社会结构正面抗衡，由此产生的无奈与积怨，在雷烈身上稍有显露，却被温小暖“稳妥”地解决了。而问题正是出在这一稳妥的解决。这种解决问题、处置欲望的方式让我联想起《哦，香雪》：香雪是村里唯一考上初中的女孩，而同学们会故意“一遍又一遍”地让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她们用的是可以自动合上的、泡沫塑料铅笔盒，而香雪没有……正是在同学们“一遍又一遍的盘问”之下，“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开始渴望拥有铅笔盒，但读者往往会忽略一个细节，铅笔盒对于此时的香雪来说并非匮乏之物，她本来就拥有铅笔盒，“当木匠的父亲为她考上中学特意制作”了“独一无二”的铅笔盒，只是在同学们的盘问之下，在与泡沫塑料铅笔盒的对比之下，香雪原先拥有的满含父爱深情的小木盒才“显得那样笨拙、陈旧”⑤。我们习惯于将香雪投诸铅笔盒的欲望和凤娇们投诸发卡、纱巾的欲望区别开来，将前者理解为追求“现代文明”的象征。这其中没什么区别，都是受到种种客观制约的后发个体对还没得到之物的欲望⑥。当温小暖走进沙雪婷的别墅，本来也有可能产生这种欲望，但是被克制住了，巨大的情感波澜被转移得无影无踪。这究竟是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变得聪明了，开始正视“自身现实”，还是这欲望的投射物和自身实在鸿沟巨大(当年香雪换回铅笔盒也支付了巨大代价——四十个鸡蛋，但毕竟这还是可以实现的)，只能强行回收自己的欲望，“想也不要想了”? 这原该是个触目惊心的问题，但《毛坯夫妻》处理得云淡风轻。年轻的女孩子初遇豪宅，在涉世、成长小说中往往会成为“天真丧失”的开始，比如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踏进“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区”⑦的那一刻。但是温小暖不但全身而退，而且逆袭胜出。尽管沙雪婷“表情威仪”，尽管她的别墅美轮美奂，但是那里充斥着“气壮山河的矫情”、“不便宜的庸俗气息”；而温小暖尽管“显得不够豪气”，但是环绕着“一种更高洁、单纯的人的气场”。在与一个僵硬而符号化的沙雪婷的对峙中，温小暖一举获胜。但这场胜利——天真、纯朴对矫情、做作的胜利——实在来得太容易。温小暖热衷于“不知是法国南部还是美国西海岸”的餐点，这被处理成自然而来自本心的爱好；而沙雪婷披着披肩，就被理解为“不是正常人”，虚伪、做作。问题是，谁有资格来裁定一个人应该具备什么，应该放弃什么，什么是必需的，什么是非分之想?(其实《毛坯夫妻》里已对此产生微弱的质疑，雷烈就怀疑也许沙雪婷“一直是本色演出”。)就像如果当年我们去劝说香雪——“你本来就有铅笔盒的，所以不要虚荣了，这样在同学们的盘问下就能不为所动”——这样的劝说，这样的处置欲望的方式，是否合理? 温小暖获胜的武器是自然人性。从表面上看，拒绝有规律地组织自我的日常生活(可与张悦然《家》中出走前的裘洛作比较，后者从早九点到晚九点的生活都被安排在刻板的日程表上)，拒绝工作纪律的约束，她似乎要从生产要求的时间表、资本社会的“合理性”中挣脱出来，当真回返一个“高洁、单纯”的“自然人”。但这样的“自然”背后，实则暗藏着“自我治理”，恰恰是对欲望的反向压抑。这是一种斯多葛学派的处理方式，“以深思熟虑的理解为名要求我们改变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试图改变现实的秩序”，“那不是自由意志，不是好像我们能从很高处俯视世界在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的那种权力；也不是存在于某种改造世界的能力当中。我们已经了解这世界完全是被决定的，万事万物绝对不取决于我们”⑧。温小暖受制于多么强大的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超我”，“伴随着人类发展的进程，外部性的强制逐渐内化了，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代理，人的超我接管了这种强制……在一个文化单元中，这样的人数量越多，文化就越安全，外部施压的手段也就越能够被免却”。但是正如特里林所言，“在我们尽一切可能认识到超我在创造并维护文明社会时所发挥的基本的、有益的作用之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它那该遭到谴责的非理性和残忍”⑨。我们必须透过温小暖这个看似嘻嘻哈哈的人物，触摸到一代青年人内化规训机制、阉割自我欲望的真相，而这才是应该“遭到谴责的非理性和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