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小说作为一种与地域现实关联密切的文学类型，其审美品格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具有一定流动性的，不同的乡村社会形态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都会对之产生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全方位地进入到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现实和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迁。这些方面，深刻地影响到乡土小说审美品格的状貌。具体说，近年来①乡土小说的审美嬗变主要有以下体现： 首先，在审美风貌上，乡土地域色彩显著弱化。乡土地域色彩是乡土小说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周作人当年所强调的“地方色彩”、“乡土趣味”②，茅盾之“特殊的风土人情”③，以及鲁迅《呐喊》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地方色彩”，都与之密切相关。《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乡土小说”的界定：“它着重描绘某一地区的特色，介绍其方言土语，社会风尚，民间传说，以及该地区的独特景色”④，也明确以地域特色为中心。一般而言，乡土地域色彩主要包括自然风景、生活场景(特别是劳作场景)和地方方言等几个方面。近年来乡土小说中，这几方面都有明显弱化的趋势。 其一，也是最引人关注的，是乡土自然风景。风景作为乡土小说最外在也最醒目的审美风貌，曾经受到众多乡土小说作家的青睐。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也许受社会文化世俗化的影响(“新写实小说”是这一影响的典型产物)，作家们的兴趣点普遍转移到故事性等方面，叙事内容也往社会、政治方面倾斜，“严肃的社会主题冲淡了地域色彩的表现”⑤，风景描绘显著淡化——当然，淡化并不意味着消失。近年来乡土小说中，还是有一些作家在坚持比较细致地描画乡土自然风情。最突出的是来自西北边陲地区的作家，如陕西的红柯、宁夏的石舒清、新疆的刘亮程和黑龙江的迟子建等。然而，从这些执着地展示乡土风景作家们创作上的变化，也许能够更充分地呈现出乡土小说自然风景从丰富到衰微的过程。比如红柯，从其早期的《美丽奴羊》、《吹牛》，到近年来的《跃马天山》、《西去的骑手》等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创作重心的转移：对草原风景和人情的细致描摹，逐步变成了传奇和曲折的故事。同样，迟子建虽然一直没有放弃对乡村风景细腻温婉的刻画，但随着她将笔触深入到城乡之间的生活，如《踏着月光的行板》、《泥霞地》等作品中，风景画色彩也有明显削弱。 其二，是乡村生活场景。生活场景是比自然风景更内在也更深刻的地域个性，农民们的衣食住行、生活习俗，包括他们的日常生产劳作，都具有很典型的地域色彩，更蕴含着独特的地域文化个性。虽然宽泛说来，乡土小说只要表现乡村生活，就自然会表现出一定的乡村生活场景，但是，真正细致地将生活场景展现出来，呈现出其充分的地域个性，则需要作家多方面的努力。它需要艺术的锤炼，更需要丰富的生活细节。在这些方面，近年来乡土小说都有明显的匮乏。以乡村民俗而论，近年来倒不乏表现乡村民俗的作品，如贾平凹《高老庄》、《秦腔》等对地方碑文、民间戏曲的展现；韩少功《山歌天上来》、肖江虹《百鸟朝凤》、关仁山《醉鼓》、刘庆邦《响器》等对乡村音乐的关注，等等。不过这些作品表达的，主要是对民俗所面临没落命运的悲叹，民俗的具体细节往往被情绪色彩所遮盖，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现。比乡村民俗更加缺乏的是乡村劳作场景。劳作是农民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乡村生活世界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但近年来，除了李伯勇、李一清、罗伟章等少数与现实乡村关系比较密切的作家作品中，对现实乡村劳作场景作了一定展现外，绝大多数乡土小说作品都缺席了这一内容。 其三，是地方方言和人物口语。关于地方方言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较为激烈的论争，而现实中，在越来越规范化的教育背景下，文学创作与地方方言之间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疏离，这也直接影响到人物口语的呈现。最典型的是，近年来小说创作流行对人物对话的间接叙述，这就自然过滤了人物语言的方言属性和口语色彩。这一点对于乡土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在乡村生活中，方言口语最为丰富多样，也最能体现乡土小说的审美魅力。事实上，在近年来小说中，部分城市小说倒呈现了较显著地域色彩的方言口语叙述(如何顿浓郁长沙话色彩的小说，以及金宇澄完全用上海方言叙述的《繁花》)，反而在乡土小说领域，很少能看到鲜活生动的人物口语和具有地方气息的方言，以往乡土小说中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和地方方言已经基本绝迹——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方言口语不是简单的人物语言实录，而应该是将它们融入生活叙述之中。所以，像林白《妇女闲聊录》这样完全舍弃作家提炼、没有与生活叙述相融合的作品，很难进入优秀的乡土小说之列。 其次，是审美内涵的空心化。所谓空心化，最直观的表现是在题材内容上。近年来乡土小说中，以纯粹的农民和乡村生活为叙述对象的作品已经为数不多，更多作品展示的是在城乡之间徘徊游弋的农民工生活，其中不乏作品甚至完全舍弃了传统乡村生活场景、只以城市生活为背景(关于这些作品是否归属于乡土小说，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接纳它们进入乡土小说阵营。有关争议将在后文论述)。这样，按照传统意义的乡土小说概念来理解，“乡土”内涵呈现出的自然是“空心”的态势。不过，审美内涵的“空心化”特征更内在的表现还在乡土小说创作上。也就是说，近年来乡土小说对乡村的书写已经呈现出明确的“虚化”和“空洞”特征。表现之一，是作家们的关注点普遍集中于对乡村伦理和乡村文化等精神层面，较少着力于乡村的现实生活问题。“就中国发展阶段而言，乡土中国及其在此之中生存的八亿农民仍是最底层的存在，生存问题，身份问题，现代与传统的冲突问题，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挤压与不公正等等，都是目前中国最重大的问题”⑥，其中的生存、身份、挤压和不公正等主要关联现实生活层面，也更与农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很少有作家们将创作重点定位于此，很少直面乡村现实矛盾和冲突的作品。其中可作代表的，是近年来在乡土小说中颇为流行文化抒怀和哲学思辨型创作，作家们对乡土进行抽象的哲理探究，思考自我、乡土和文化的命运，现实的农民和乡土被抽象为文化哲学的背景符号。表现之二，是作家们较少致力于刻画乡村人物。这并非说作家们完全不写乡村人物，而是在书写这些人物时，作家们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人物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在各种传奇或苦难经历，却很少关注他们的心理世界、现实欲求和精神特征，这样，我们很难从中见到那种立足于现实乡村的、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对于乡村来说，现实的日常生活和人(农民)是最基本的内涵，它们的缺席，就使近年来乡土小说展现的文学世界难以丰富、饱满，而是显得虚幻和空洞，呈现空心化的内在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