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4)03-0058-08 一、问题的提出 在欧洲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在对古典主义的理性规范的反叛中崛起，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文艺思潮和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浪漫主义把情感、想象和个性视为文学的本质，把主观的倾向以及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勃兰兑斯指出：“浪漫主义曾经几乎在每个文学部门使风格赋有新的活力，曾经在艺术范围内带来了从未梦想过的题材，曾经让自己受到当代各种社会观念和宗教观念的滋润，曾经重新创造了抒情诗、戏剧、小说和批评，曾经作为一种滋润万物的力量渗入了历史科学，作为一种鼓舞一切的力量涌入了政治。”[1]440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认为：“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19、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2]10高尔基从政治立场和态度出发，把浪漫主义区分为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这一观点对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理解和接受浪漫主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限定了中国对于浪漫主义的选择。 “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在强烈的进化论的氛围中，提倡的是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乃至新浪漫主义，认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已经过时了。直到1921年创造社异军突起，才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潮流。现实主义强调文学的认识价值，与建立在表现论基础上强调情感取向的浪漫主义形成了尖锐对立。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现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造成了创造社的转向。创造社在转向之后，就宣布浪漫主义是反动的。从1928年革命文学倡导开始，在文学理论上都是以现实主义为标帜，否定了浪漫主义在理论上的合法性。新写实主义明确表明，浪漫主义属于没落阶级的艺术，写实主义则是属于上升阶级的艺术。苏联“拉普”把浪漫主义等同于唯心主义，法捷耶夫提出了“打倒席勒”的口号。瞿秋白在《革命的浪漫谛克》一文中一开始即引述法捷耶夫《打倒席勒》一文的观点。1932年，苏联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1933年，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在国内最早正式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否定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从而引起了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评价。浪漫主义尽管被包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里面，然而，实际上却只是作为从属的因素，即使高尔基也被描述成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因此，实际上，193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了新文学的正统，文坛上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局面，到1950年代，形成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使得浪漫主义失去了立足之地。 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抗战前夕，经过周扬、胡风、冯雪峰等人的理论提倡和阐释，独尊现实主义的局面开始形成。1950年代，现实主义被认为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甚至涵盖和代替了整个文学的概念，现实主义不仅被视为文学史的主流，而且一切伟大的、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都被归入现实主义名下，形成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公式，浪漫主义和其他创作方法遭到贬抑、排斥和抹杀，失去了合法的存在空间。例如，1953年，世界和平大会建议纪念屈原，陆侃如在《文史哲》1953年第3期发表的《我们为什么纪念屈原?》中就把屈原描述为“中国文学史上古典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然而，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有它自身的限制。1958年，毛泽东“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尽管产生了更大的弊病，但是，它确实打破了现实主义概念垄断文坛的局面。 《学习译丛》1956年2月号译载了苏联文艺理论家雅·艾尔斯布克的《现实主义和所谓反现实主义》一文，批评了流行的现实主义观点，在中国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发表于《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的郭晋稀的《试从诗、骚的创作方法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就是对此的一个反映。郭文认为，《诗经》和《离骚》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不同传统。施昌东在《试论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文中不满“把整个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简单地归结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把现实主义的概念和现实性、真实性、艺术性、典型形象等概念等同起来”，不满“反映生活真实”是“现实主义唯一的独有的原则”和“艺术典型化的方法”是“现实主义唯一的独有的方法”而“否定和抹煞浪漫主义”，不满在许多浪漫主义作品上贴上“现实主义”的商标这一现象。他认为，浪漫主义“也能塑造典型、表现性格、反映真实”。浪漫主义构造艺术形象的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是“用幻想的情节和夸张的形式在虚构的环境中依据人的社会的真实性格塑造典型形象”[3]。然而，像典型、反映生活真实以及性格等概念与现实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施昌东为浪漫主义辩护的过程是用现实主义的法律来替浪漫主义辩护的过程，在将现实主义直接替代整个文学的概念的前提下，他让浪漫主义在现实主义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这样的辩护自然是无力的。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中，周扬曾经有过这样的反省：“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还有一点感觉，就是对浪漫主义强调得好像不够。高尔基把浪漫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因素和一个部分包括在里面，这是很好的，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向来都是对立的概念统一了起来。但是我又觉得，浪漫主义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流派，并且是一个独立的流派，浪漫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对它的估价似乎还不够，过去在这方面有些忽略，提倡得比较少。”[4]414他不是像施昌东那样让浪漫主义去迁就和适应现实主义的规范，而是伸张浪漫主义本身独特的艺术规律。他的思路是正确、清晰和深刻的。周扬的这一思考在当时无疑是非常杰出和独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