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4)03-0112-06 一、“新人”思考的缘起 “五四”新文化人曾将新文化运动之兴起，归因于他们对民国初数年间颓败的社会整体精神状况的激烈反拨。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何人都未曾预见到，经过朝气蓬勃、思潮激荡的晚清社会革命，突然间，一个精神萎缩、极端鄙俗的时代会悄然来临。环顾四面，国人的精神状态令人慨叹：无论社会精英还是普罗大众，也不管巨贾豪富抑或社会底层，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皆缺乏坚实的人生信念，全然摒弃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仅屈从实利，满足于物欲追逐；而且人们确信整个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都只是赤裸裸的幕后交易，并自觉投身其间，希求分我杯羹；另外社会整体的道德根基动摇、混乱，是非不辨……凡此末世乱象令人触目惊心。当时的仁人志士皆对此深怀忧惧，坦言此种整体性的精神萎缩已引发了广泛的精神病态，且病情日重，如不即刻痛下药石，加以施救，那么这种整体性的精神萎缩必将成为吞噬民族机体之恶瘤。 “五四”新文化人认为，造成这种中国国民精神普遍性萎缩、堕落最核心的原因，乃由国民精神之痼疾所致。此类痼疾正如遗传老病，数千年来始终顽固地盘踞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一旦遇到合适的气候土壤，便会随时发作，难以遏制。正是缘于这一历史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发愿，要一劳永逸地彻底改造早已萎缩、堕落败坏的中国国民精神。对此他们敏锐地提出“改造国民性”等重要命题，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整体改造的工作，完全置于中国国民精神之更生，即改造“旧人”、重塑“新人”的根基之上。对于如何实现这一国民精神改造的宏伟目标，当时中国社会不同的精英群体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方案，其中“五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运动的理论设想产生过最广泛的影响，并成为“五四”国民精神改造中最为重要的观念。 二、国民精神改造的顶层设计 现代人道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社会，具有与人类历史上各类人道主义形态迥然不同的独特思潮流脉与观念谱系。现代人道主义起源自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俄国新理想主义者们的理论创造，“一战”前后形成了席卷全世界的和平革命式的激进思潮运动。“一战”后“五四”新知识分子也在中国掀起盛大的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运动，并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对此拙著《“人”的发现——“五四”文学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源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有过详细的历史梳理与分析。“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关于中国国民精神改造工程设想的目标，是对中国人进行脱胎换骨式的精神洗礼，力求彻底洗脱整个民族精神上的历史沉垢，重新构建起符合现代世界文明之要求的精神人格。他们所设想的这一精神改造过程，大致分作两个阶段：首先，是“认识你自己”，让中国人树立起科学的“人学”观念；其次，是“立人”，将中国国民塑造成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爱与理解”“理想主义”“现实精神”，以及“社会改造勇气”的“新人”。需要强调的是，“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们对于中国国民精神改造路径的设计，是完全建立在现代人道主义系统的科学“人学”思考上的，具有坚实的科学性理论基础。以下笔者拟就“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们对于中国国民精神改造的思考规划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们认为中国国民精神改造的第一个阶段，是必须树立科学的“人学”观念，他们将此作为培养“新人”的首要必备条件。在说明这一问题之前，笔者有必要对现代人道主义科学“人学”观的基本理念加以介绍。现代人道主义科学“人学”思考的终极目标，是建构理想的人性与人类的正当生活，即建构“灵肉一元”的“人”的本质，与“灵肉一元”的“人”的理想生活。现代人道主义的人性观就是现代“灵肉一元观”，这种观念认为，人类的“肉”的生活与精神生活原为完整人性的一体之两面，两者在本质上应该是和谐的，共同建构起人类正当的生活，因此任何片面发展“肉”的生活或精神生活其中一端的做法，都是极端错误的，均会导致人性的偏执发展，将人类的道德生活引向歧途。现代人道主义的“灵肉一元观”，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道德革命的重要理论结晶，其产生缘于一些道德革命前驱力图改变人类历史的宏愿。在他们看来，从古代一直到19世纪，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数千年的人类史，就是一部人性及“人”的道德生活不断循环往复，向“灵”或“肉”其中一极偏执发展的历史，人类从未享受到过正当的生活。因此这些道德革命的前驱通过倡导新的“人学”观念，力图改变扭曲的人性与不正当的人类生活状态，以谱写人类史的新篇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周作人等现代人道主义者们将这种科学的“灵肉一元”的“人学”观念引入中国，当时他们的意图十分明确：远期目标，自然是要在中国建构起理想的人性及正当的人类生活，而近期目标，则是要借重科学“人学”观念对中国人进行彻底、全面的人性改造。“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们之所以确定这一近期目标，缘于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人性现状异常恶劣，它不像在西方文明社会中主要是人性的偏执问题，在当下中国更多存在的是人性的极端堕落、彻底败坏的情形。对于中国的人性现状，鲁迅、周作人、沈雁冰等“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们难以准确地概括，于是便借比喻、类比等方式为中国人在生物的进化序列上确定位序，诸如“反生物性的人生观”“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非人的生活”“植物的生活”“类猿人”“生物界的怪现象”和堕落变态的“野蛮人”“野蛮民族”“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将变成猿猴堕落的子孙(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使用英国教育家Gorst的称谓：“猿类之不肖子”)等，而且他们还指出，如果照此下去的话，“中国国民的生活不但将由人类的而入于完全动物的状态，且将更下而入于非生物的状态里去了”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