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到来 1972年，《金光大道》(第一部)、《牛田洋》《江畔朝阳》《桐柏英雄》《矿山风云》《虹南作战史》《飞雪迎春》《激战无名川》《闪闪的红星》9部长篇小说①出版，改变了“文革”以来无长篇小说的局面；《艳阳天》(第一卷)、《连心锁》《渔岛怒潮》《沸腾的群山》《海岛女民兵》5部曾在“十七年”出版过的小说经修改获得了再版的机会。这些长篇小说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可见这两家出版社早在1972年以前就已经着手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工作了，只不过要写出符合新时代要求并能体现新时代文艺精神的长篇小说是需要时间的，多部小说同年出版更需要一个政治时机。除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取得了小小的成绩，文艺期刊和报纸的文艺副刊也在这一年里活跃起来。部分省级文艺期刊重整旗鼓试刊或正式创刊②，主张刊发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文学评论、戏剧等，力争恢复到“文革”前的办刊形式上，更多地刊发文学作品，以期与“文革”中不定期出版的革命文艺材料相区别；地县级期刊不再只刊发学习材料、工农兵演唱材料和大批判文章，也开始追求内容的多样性和文学性。1972年以其文学实绩标志着“文革”文艺从此前的红卫兵诗歌、革命故事、群众演唱、革命样板戏、革命性民间曲艺过渡到真正的文学创作时期，出现了属于1970年代的标志性作品和可供借鉴的样板小说。自1972年起，“文革”文学，尤其是小说，不断寻找自己的写作方式，并渐趋稳定、成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时代品质。 1972年小说的复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那种说1972年前无文艺期刊、无小说的说法显然是一种缺乏调查的臆断。早在1967年10月，上海的《文艺革命》就已创刊，之后，四川、安徽、陕西等地的《文艺革命》陆续出版，这些刊物虽然不刊发小说，自定位为“大批判”刊物和“理论”刊物，但它们以学习资料的性质向各部门尤其是文化部门传播，以行政手段要求相关人员学习、领会，实际为相关部门、作家及业余作者指明了文坛形势和文艺思想，乃至规定好了创作方法。“文化大革命”伊始在文艺工作者一时间还辨不明形势的时候，这些学习材料性质的期刊指明了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批判什么、表现什么和如何表现。可惜的是，各省的《文艺革命》如今在北京各大图书馆中已是残缺不全，只有安徽的《文艺革命》发过《终刊启示》，明确注明于1970年3月后停刊，对其他刊物我们则无法获知准确的停刊时间和发刊期数。 待到1971年，几件大事影响了中国文坛。这一年的9月13日叶群、林立果决定在上海附近刺杀南巡中的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没有成功。随着文件的下达和报纸、广播的反复报道，“九·一三事件”得以在全国传播，造成大规模的思想波动，虽然“波动”的强度于个人各有不同，但这一事件的确促成了很多人对“文革”态度的转变，如陈丹青所言：“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变，尤甚于几年后毛的死亡。”③这一政治事件看似与文学无关，实则触动了“人心”，也带动了各方面政策的调整。或者可以大胆地假设，无论这个意外事件发生与否，“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几年，也到了“喘口气”的阶段了。 在此事件之前，文艺界已经发生了些微的变化。1971年3月15日至7月29日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对“文革”时期的文学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会议期间，周恩来发表讲话，“他严肃地批评了形而上学、割断历史、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反复强调出版工作除了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外，还应该做好青少年读物、文学艺术读物、科学技术读物、经济、历史、地理、国际知识读物和工具书等各类图书的出版工作”④。在周恩来的敦促下，部分出版界和文学界的工作者回到原单位，文学书籍和期刊的出版工作被正式提上日程。1971年或更早，各省的市、县级刊物率先创刊，如长沙市的《工农兵文艺》、广州市的《工农兵文艺》、福建乐清县的《革命文艺》等，除个别期刊不刊发小说，大部分期刊虽然被定位为“群众性/工农兵文艺期刊”，刊发曲艺、演唱材料、戏剧、社论、批判文章、美术作品，也同样重视短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并且逐渐有意识地增加了短篇小说的刊发数量。 到1971年底，毛泽东适时地为略微好转的文艺界打了一针强心剂。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毛主席题词：“希望有更多更好作品出世。”⑤同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的短评，文章首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艺成绩，而后提出“努力创作出又多又好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的要求，并且声言：“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都要发展。”⑥短评虽然一再肯定成绩，尤其是样板戏的成绩，却流露出除了样板戏别无所长的尴尬，“蓬勃兴起”的背后却是其他文艺形式的凋敝。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不仅要继续承担宣传政治、图解政治的任务，还需要有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品质较好的作品来证明“文革”对于文艺发展的良性作用。简单地说，毛泽东在此时急需文艺上的丰收来证明“文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同时又需要小说等传统文艺形式来书写“文革”、歌颂“文革”，从而将“新时代的新文艺”落到实处，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在这样“隆重”的呼吁下，文艺界怎能不有所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