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至2010年，国内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日益明显，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由“女性”转向“性别”。正如刘思谦指出，“性别作为关键词，对女性文学研究来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这是因为性别这个概念所涵盖的是男女两性，这样女性文学研究就是以女性文学文本为主，同时又将相关的男性文学文本作为互为参照比较的互文本进入我们的论题的研究；在男/女文学文本相互参照比较中，我们将会发现一些我们所习焉不察的被遮蔽的意义，这将大大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开启我们的思路。”不仅如此，这一转型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长期关闭的窗户，“我们从这扇窗户所看到的，将不仅是性别，而是和性别纠缠在一起的种种有性别而又超性别的问题。这样，在被遮蔽的文本意义向我们敞开的同时，一些被排除在我们视野之外的新的理论生长点将彰显出来，我们的文学研究的理论思维素质和文本解读能力将得到提升。”①这里，拟就五年间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实践做一综述。 一 “性别”作为文学研究的有效范畴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认识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知识谱系以及社会文化大多时候是以男性为中心、为尺度的。正因为如此，“性别”范畴的确立对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文学研究而言，它的主要特点是：在研究宗旨上，带有鲜明的文化政治色彩；在批评标准上，强调“女性经验”；在研究实践中，具有综合多学科理论资源加以运用的特征。2006年到2010年，“性别”作为一个有效范畴，在文学研究实践中得到比较广泛的运用。一些学者自觉超越两性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将“性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建构和社会文化关系的多元、动态的综合，提供了值得注意的成果。 例如，这一时期出版的《性别研究：理论背景与文学文化阐释》(刘思谦、屈雅君等)、《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性别审视》(陈洪、乔以钢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张莉)三部著作，作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阶段性成果，或致力于廓清西方性别理论关键概念及相关理论脉络在中国的接受语境，探讨本土资源在性别诗学建构中的功能；或从性别视角出发，审视中国文学及文化传统，为全面认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打开新的思路；或进入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自身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性的描述之中，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对现代女性写作进行考察；集中体现了“性别”范畴在文学学科各专业领域的独特价值。又如，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一文，敏锐触及“五四”新女性在身份认同过程中面对的复杂情境及其深刻的内在矛盾：“五四”新女性是在学校这一现代教育平台由新文化启蒙话语塑造而成，她们的意识形态认同来自新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正义伦理；而她们的性别认同及相应的关怀伦理，却使其对“旧道德”下的女性同类有更多同情。作者认为，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体现了“五四”正义伦理的道德局限，而“五四”文学表达的某种匮乏亦源自这一局限。王宇的专著《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涉及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的文化诉求之一，即现代主体(包括民族国家主体与个人主体)身份的建构。作者从这一时期代表性叙事文本的性别表述入手，探询“男性”、“女性”的性别符码如何进入不同时期现代主体意义生产的场域，成为其符号资源，考察性别的文化象征意义如何被纳入现代认同的框架中。② 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理所当然离不开中国文学史传统的清理。2006年至2010年，“性别”作为研究范畴之一，在传统治学领域继续产生影响。其中，明清女性的文学活动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探讨了17—19世纪的女性阅读和写作，揭示她们在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巨大变迁面前如何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内心的困惑与焦虑，构筑自己的诠释系统和对应方式；指出弹词小说的作者透过文字因缘而跨越时空界限，用庞大的文本编织成无形的网络，形成了女性小说的传统。赵雪沛《明末清初女词人研究》考察明末清初女词人的文学活动与创作成就，讨论女性词的题材特征及艺术风貌，并就若干明末著名女词人进行了个案研究。李汇群《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江南文人和女性研究》从“闺阁”与“画舫”的角度切入文人与女性的关系，揭示了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江南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图景。周巍《技艺与性别：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在明末以降江南女弹词与江南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就晚清以来女弹词作者的群体生成以及作品中的形象塑造展开性别论述。涉及古代文学其他专题的性别研究著作还有：刘淑丽《先秦汉魏晋妇女观与文学中的女性》、张晓梅《男子作闺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扮女装现象研究》、马珏玶《中国古典小说女性形象源流考论》等。③ 此外，乔以钢在《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一文中，从学术史角度，对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梳理。文章概括其基本特点为：学术根基坚实，重视文献资料，强调言必有据的学科传统；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方面态度持重，实践谨慎；注重社会思想、性别文化及作者心态与作品之间关系的考察。对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该文认为主要涉及基本概念的辨析，研究范围和层面的拓展，古代妇女文学史的“重写”，两性在文学活动中交互影响的探讨，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的性别分析，性别视角下的文本解读以及跨学科探索等。④ 二 现当代文学思潮及文学现象的性别审视 在中国文学伴随近现代社会转型演变的历程中，各种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纷繁出现，既绘出了文学自身的轨迹，亦折射出百余年间社会变迁的面影。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以性别为中介联结文学与社会历史，对其加以重新审视，成为本领域研究为人关注的课题。 中国女权言论是在晚清借助强国保种的民族主义思潮得以呈现的，“兴女学”与“不缠足”的最初诉求，是在“国民之母”、“女国民”等民族主义修辞中被表述的。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构成了特定的依存关系。杨联芬《晚清女权话语与民族主义》就此问题展开具体论证，探询了晚清女性主义如何被植入民族主义话语中并由此获得其理论合法性。董丽敏《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女性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指出，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得以产生的问题意识建立在“民族国家”危机转化而成的“性别”文化危机上，性别文化危机并未构成独立的问题意识；因此，女性解放运动必然要与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相交叉，并以此作为确立自身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也因此形成了主体角色追求上的“女国民”、形态设定上的“群体性”两大特点，由此构成了与发达国家女性主义不同的价值追求、资源利用与路径设计。刘慧英《“妇女主义”：五四时代的产物——五四时期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杂志〉》对“五四”时期由男性“新青年”主办的《妇女杂志》所提出的“妇女主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虽然“妇女主义”已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想象，但却依然是一种以男性主体性为根本出发点和立场的对妇女的想象，它与中国现代初期的女权启蒙一样，是一种男性话语对女性乃至女权主义的建构，而不是妇女自己创建和从事的事业。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以7部中外女杰传和分别发刊于京沪两地的《女子世界》和《北京女报》的传记栏为考察对象，从新教育与新典范的结盟入手，剖析在外国女杰的选择引进与中国古代妇女楷模的重新阐释中所呈现出的晚清女性人格理想构建的多元景观。王绯《20世纪初：中国女界新文体》考察了20世纪初在文界革命的社会背景和梁启超“新文体”主张及其书写实践的示范下孕育、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展开而自成其体的“女界新文体”，指出它俨然成为一座通达女子现代新文学书写的“魔力”之桥，不仅作用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国家/妇女解放运动，同时也为“五四”时期乃至其后的现代女性书写奠定了基础。刘堃《晚清的女性教化与女性想象——以〈孽海花〉为中心》讨论了“女性教化决定论”作为一种从西方输入而盛行于晚清的文明观对女性教育、思想启蒙和文化的影响。马春花《被缚与反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从思潮的角度切入文化/性别话语的想象和建构，阐释了女性文学创作中的性别话语想象和社会文化建构的关系。这些研究视野开阔，材料丰赡，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与性别相关联的文学活动的历史语境和文学思潮提供了深度思考。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