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新文学界，文学评论一直得到足够的重视，几乎任何时代都有重要的文学评论现象出现并施展其一定的影响。文学评论的建树也与文学创作的收获一样，纳入了各种文学史考察范畴。这就说明，文学评论从来就不应该是从文学创作那里衍生出来的，文学评论在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上有着自己无可置疑的独立性。然而，正因为这样的独立性，围绕着文学评论所暴露或衍生出来的问题便一向很多，并且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对于这些问题，需要进行理论的考察和论辩，而从文学评论的文体形态和主体意态这两方面论证，可以为当代文学评论的发展前景提供一种理论探讨。 一、评论与文明的历史 文学评论是一种批评的文明形态，而批评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文化功能的体现。人类文明有创造本能，也有议述功能。所谓议述功能，即对于事物进行叙述，进行评议，以达到交流与评价的目的。后来的各种批评，包括文学评论，都是这种议述功能的体现。当然这是一种文化功能，不能说是本能，也就是说，议论和陈述往往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产生的然而也是不可遏止的要求。人们可以进行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也可以进行审美批评和文学评论。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比较，文学评论和审美批评超脱甚至可以远离一定的社会功利性，因而具有某种特别明显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与某种自由性相伴而生，因而它的内涵会比较丰富，学理可以较为深入，作为批评文体可能也容易体现出批评的典型性，故而一般提到批评，都往往可以举文学评论的示例供言说。 批评可以看作是人类初期文明叙事的申述与概括，在文学意义上也是如此。中国上古时代的诗歌《击壤歌》，其中歌吟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如果这确实来自于上古的先民，则这首歌典型地表现了原初叙述与批评(议论)的关系：前四句是一般叙事，最后一句却是申述和议论，具有某种传达价值观念的批评功能：“帝力于我何有哉?”表达了一种自尊、自由、自得的人生价值观，包含着对王权的批判和对自由境界的肯定，这样的人生观和意识情调，在人类文明的上古时代非常难得，代表着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和审美自觉。这样的境界和自觉是通过议论和批评的方式以及语调传达出来的，显然，如果光是叙述，很难传达这样复杂的人生观念和文明观念。 只要带着比较的意识省思古代的文化传述，就会轻易地发现，作为原初形态的文学评论和艺术批评往往体现出比原初文学和原初艺术等等原初的创造物更加复杂和更加深厚，同时也可能更加富有境界的思想与精神。古代传奇中关于“高山流水”的故事，讲述俞伯牙对钟子期琴音的评论：“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就是一种高于当时音乐创作水平的批评之论，无论这批评之论是表述为“善哉，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列子)，抑或表述为“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吕氏春秋》)，相对而言都是一种很高水平的批评之论，也是相当有艺术魅力的批评。再如孔子关于《诗经》首章《关雎》的评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批评水平即便是在两千年以后的今天看来，也具有登峰造极的思想力量和审美内涵。这样的批评之论其语言传达既极为美轮美奂，其思想力度也足以感人感己，毫无疑问包含着原初批评冲动的某种快感。 当然，并非上古时代的所有文学评论都会如此精深、准确而富有力度，其中也多含有一些看似正确其实并不科学的批评意见。《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卷十六·十有五年》中有这样的概括与批评：“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此解释上古时代文学和歌谣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契机。这种解释有非常深刻和精切的判断，如原初的“怨恨”说，可以成为文学评论和文学起源的基本学说。但“饥者歌其食”，就带有某种主观臆断的意味。文学和艺术的起源与人生的余裕有直接的关系，鲁迅即持有这样的批评观点。一个饭食无着的饥饿者不可能拥有足够的余裕作而歌吟。其实古人早就注意到文学和艺术的起源与人生余裕之间的紧密联系。《淮南子·道应训》中有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被后人如鲁迅等推崇的“举大木”说确乎印证了认同度非常高的关于文学艺术起源的“劳动说”，但更印证了文学艺术起源的余裕说。可接着通过翟煎的口，说出“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国有礼，不在文辩。”意思是说“文辩”不足以治国，文辩之类，应该发乎情而诉诸文字，但无关乎治国兴礼。这就表明，文学艺术包括批评之类，可以远离政治和社会管理，而且可以与礼仪文明拉开距离，它只可属于文化事务。这是科学地、准确地、稳便地把握文学及文学评论与政治文本之间差异性的一种批评努力。 批评或者文辩，是人类文明到达一定程度之后必要的文化活动，体现着较为丰富的社会心理和人生内容，体现着文明社会普遍存在的议论和批评倾向。议论和批评的社会行为和文化功能发展和发达之后，迅速培养起人的思辨能力、表述能力和对事物的认知判断能力，这无疑会更大地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理解，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出的那句名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为什么“远之事君”然后会跟着一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其实就是论说与文辩的需要，也就是在批评意义上进行表述的需要：如果将《诗经》中的鸟兽草木之名都信手拈来，信口道来，必然显得言之凿凿，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力，能够以强辩的姿态和实力显示自己超卓的事君之能力。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种势能。 这当然不是指一般的文学评论。这种在社会人生意义上甚至在世俗之用以以上的泛批评体现着人的社会价值实现的一种方式与途径，体现着人们内在的一种申述、议论和论辩的欲望。如果说这样的泛批评常常会令主体冒着巨大的风险，付出较大的代价，战国时代的辩士虽然有腰悬六国帅印的赫赫荣耀，可也有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危险，那么，文学评论或者在文学范畴内的批评就安全得多，也自由得多。在文学尚未独立为文学的时代，文学评论当然也就失去了独立于其他泛批评的依据，这是人们从批评起源的意义上言说文学评论必然面临的尴尬境地。不过，明白了泛批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议述功能的必然结果，就能对各种批评包括文学评论的社会文化意义及其必然性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