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对于新闻行业来说，既是多少有些流年不利、百感交集的一年，也是值得回味、需要深思的一年。新年伊始，《南方周末》元旦献词①就拉开了新年第一场争论的序幕，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断把公众眼球聚焦于传媒行业，诸如对“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等的持续批评，夺回舆论阵地战的不断升级，网络打谣的遍地开花，上海两大传媒集团的意外合并，《新闻晚报》的无限期休刊等。2013年10月23日、24日，《新快报》连续两天先后分别以《请放人》《再请放人》为头版，看似发出正义的呐喊，并以“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宣言来表达媒体的不屈精神；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媒体维权行动，却因当事记者陈永洲穿囚服剃光头在央视镜头前公开招供认罪，而落了个一地鸡毛的下场。现在看来，根本就是自取其辱。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当人们深为雾霾所苦，想逃避唯恐不及的时候，《环球时报》居然发表了题为《雾霾对武器影响多大：侦察看不清导弹打不准》的文章[1]，大赞雾霾可以使“可见光侦察全歇菜”，让“导弹攻击失准头”，使“航空兵作战受影响”，“有利于防守方的军事行动”。许多人据此认为媒体已经没了底线。这一年，媒体主管部门也接连出招，从“限娱令”“限歌令”到“限进口令”，从“七条底线”“不得宣扬”到新增大量敏感词，从授意行业协会批评到主管部门直接出面惩处，媒体被惊出一身接一身的冷汗。最令人焦虑的是，在这一系列看似无关联的个案中，我国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无情流失。用央视评论的话来说，“媒体公信力最近几年一直在下跌，2013年催化了这个过程”。“他们的信任，被自媒体分流”，“媒体也‘豪放’地挥霍着公信力”[2]。 一、传媒公信力流失正在呈加速度 2013年5月7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对“深圳女孩当街给残疾乞丐喂饭”“天然气将大幅涨价”“流浪汉因拆迁变富翁”三起媒体虚假失实报道进行处罚，要求“各新闻媒体不得刊发、转载未经核实的社会自由来稿和网络信息，不得使用权威人士、有关人士等概念模糊新闻消息来源”[3]。这表明，管理高层对大众传媒公信力流失已经高度警觉，并做出主动回应。 2013年12月2日，北京街头车行道斑马线的一起交通事故，引发公众关注并迅速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媒体报道，一边是“老外街头扶摔倒大妈遭讹1800元”，一边是“中国大妈冤枉，她确实被老外撞了”，而前一种声音明显占了上风。后经调查发现，外国小伙的确撞到了中国大妈，并在现场不断用流利的中文脏话骂人。参与此事报道的众多媒体不得不赶快澄清并道歉，但由于偏听偏信想当然报道造成的公众对媒体的不信任已无法挽回。 从香港传来的消息也不容乐观，据香港中文大学的调查，香港“传媒公信力跌至回归以来新低”，市民对“整体香港新闻界”的公信力评分为6.18分，较2010年下跌了0.18分。市民对各媒体评分的平均数则为5.82分，较三年前跌0.22分。其原因与“煽情报道”“错报新闻”“立场偏颇”等不无关系，“部分传媒的政治立场”“亦影响其整体评分”[4]。 媒体公信力的流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受众对媒体的正面报道不关心、不相信、不认可。2013年对媒体提出的一大挑战就是，无论媒体怎么想方设法进行正面报道，以期发挥积极引导作用，但受众却不怎么领情，他们基本上倾向于对正面报道表现出不关心、不相信、不认可的态度。2013年12月30日晚，郑州电视台《郑州新闻》播报新闻称，当天早上，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在郑东新区开完会，乘坐地铁返回市委，被该台记者认出并接受了采访。这则新闻立刻招致网络质疑，“真的真的是偶遇吗？”“你确定不是安排的吗？”面对质疑，涉事记者徐谨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与市委书记确实是偶遇。他表示，这则新闻是“完全经得起检验”的[5]。 2014年1月6日，湖南常德电视台播报了常德市主要领导当日带领该市党政机关干部集体走上街头清扫城市路面的消息，不料却在互联网上遭到大量吐槽，网友纷纷指责常德市领导作秀，媒体称之为“遭到迎面浇来的一盆冷水”[6]。 但是人们不得不问，为什么记者如实报道在地铁偶遇市委书记，就引发了那么强烈的“老不信”呢？为什么党政领导以身作则转变作风的消息一经媒体传播，就会被广泛质疑呢？ 二是对正面的报道常常做出相左的解释，颠覆新闻的本来意义。除了对一些正面报道不关心、不相信、不认可之外，公众还会对一些正面报道做出与报道者预期相左的解释，这也是媒介公信力流失的一个表征。比如在媒体报道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通知，确定2014年上星综合频道调控政策，要求优化节目结构，丰富节目类型；坚持自主创新，加强引进管理；抵制过度娱乐，防止雷同浪费；履行社会责任，实行年报制度；切实加强管理，做好备案工作后[7]，舆论却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称这个文件为“加强版‘限娱令’”[8]，有的更是批评总局的“‘限娱令’不解风情”[9]。 《参考消息》2014年1月7日转引了路透社一条消息，报道北京高房价催生“鼠族”，28万人住地下室，这立即被敏感的读者解读为是在为“赶走低端外地人”造舆论，还将北京近期的一些相关政策与这一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地铁涨价”“清理群租房”就是两个很有针对性的措施，目的是要“迫使一些对成本较为敏感的外来务工者离开”[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