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能成为一个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吗？有没有办法结束似乎是俄国政治永久特点的冲突呢？1993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会给政府和立法机构之间带来有序的工作关系，能使立法和法律履行走上轨道吗？车臣的流血冲突预示着俄国政治改革历史教训会重演吗？在车臣苏联的国旗再次在坦克和装甲车上飘扬，这难道预示着民主主义者将再次被迫投入独裁主义者的怀抱吗？ 目前，对这些问题的悲观的回答似乎比乐观的回答更有道理些。民主改革者因在1993年12月议会选举中的挫折而惊慌失措，似乎是一盘散沙难以联合，而民族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则纠集了他们的力量利用俄国幼稚的民主制度攫取了权力。政治行动常常越出法律规范，有一些曾经被认为是属于民主的坚定保卫者的人也为了达到目的而诉诸于不民主的手段。人们不再关心崇高的理想，他们心心念念想到的只是如何幸存下去。那些有能力的人就拼命敛财。日常事务处理的无政府状态使黑手党势力大行其道，进行暴力犯罪活动，但他们执行合同的能力却要高出政府一筹。生产的直线下降使得要求对无效率的工业进行补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将俄国现状与当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情况相比较也并非是不着边际的天方夜谭。 尽管大多数关心前苏联的人们都在口头上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密切相联的，必须携手共进，否则就压根儿别搞。但实际上，从对两者的处理的情况看，似乎这两者可以用不同的原则加以指导。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指引两者的必须是同一原则。 经济改革者所提出的改革战略既要包括涉及个人财产，银行，合同的法规，又要有有关关税，税收，私有化，借贷和补助的政府政策。各种类型的经济改革家都懂得法律和政策的改变必须由同一原则来指导，那就是社会所希望的结果并不能靠祈求来实现，而是依赖于政府行动和经济体制的结构将人们的自身利益纳入轨道的方式。法令和告诫并不能让人们进行工作、储蓄、投资或发明创造，他们需要一种刺激机制（如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无形之手”）来使他们能自然而然地和自动地从事这些事情。如果要使改革让人们的自身利益从工作、储蓄，投资或发明创造中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必须对公共政策和经济体制作出精心设计。 自身利益的意义 如同向市场过渡一样，向民主体制过渡也依赖于对体制的设计和运用，比如立法代表的选举规则，选举法，宪法上对权力的分配等，通过这些规定使人们在追求某种行动和结果时能直接满足自己的自身利益。一个民主制度要想稳定，其体制必须精心设计使得那些可能想破坏它的人感到保留它更好。 谨慎追求自身利益的原则是迄今为止俄国政治改革中所严重缺少的。俄国的民主派不是建立一个理智的吸引人的结构来支持稳定的民主体制，而是选择一种天真的平民主义的民主观点（大众民主），并对莫斯科和各联邦成员的权力粗暴地进行划分。他们对总统领导的理解简单化，对议会选举程序的设计是将一切交给所有人。 也许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已知的经济规律，如供求关系，市场效率和市场失灵等经济情况迫使人们每天对它们进行调整，而在政治上就很少有规律能展示得那么充分。经济错误允许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不断的微调和修正，而政治错误常常一露头就已为时已晚或情况过于复杂和紧迫不允许人们学习和修正。这一事实，加上过去反民主的包袱，意味着俄国的政治改革往往被人们从指令和控制的老的眼光角度去看待，政治权力往往被粗暴地行使。俄国领导人不是去研究如何使民主制度形成激励机制和使其长期存在的复杂而微妙的办法，却为了自己和他们派别的眼前利益而去放肆地玩弄肤浅的政治操纵术。 全国政党比例代表制被用于占据450个杜马席位中的一半，这是因为叶利钦班子的成员希望有机会作为某一党派的头头坐在议会里，联邦条约是莫斯科和各联邦成员谈判签订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条约是解决联邦四分五裂的一个办法，而是条约允许谈判者可以以稳定为理由大胆地提出要价。总统在宪法上凌驾于议会之上，这并不是对主要执行机构的恰当作用有一种条理清晰的理智的认识，而是因为在1993年的那场关于制定新宪法的大斗争中，杜马的前身——最高苏维埃——被打败，而总统则赢得了胜利的缘故。 如果俄国的政治沦为仅仅是人身攻击的话，就象很多对政治外行的人所干过的那样，这种堕落不是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未能懂得民主政治的改革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改革一样都要依赖于精心构作的刺激机制来推动其运转。因此希望新的更有知识的领导人或政治党派能够自己挽救这个国家无异于缘木求鱼。任何新的政治精英都会对指导目前精英们行动的激励机制作出同样的反应；如果激励机制有缺陷，行动也就好不到那里去。市场全面出问题不能通过更换一下总经理来解决。政治制度的失败（或缺失）也是如此。有意义的政治的改革要求适当的有序的激励机制，现在折磨着俄国向民主过渡的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对激励机制的有序安排。有三个问题特别需要妥善处理： 1、俄国宪法处理总统和立法机构关系的方法； 2、对联邦制总的态度和莫斯科满足地方自治要求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