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国际关系与冷战时代相比最具革命性的衍化取向之一，是经济要素取代政治对抗而成为各国战略的直接动力。之于美国，经济要素的决定性作用在外交观念中外化为“经济民族主义”意识的强化和亚太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两者的内在相关性又反过来展示了当前美国外交战略日益浓厚的经济主义色彩。狭隘的利益观及扩张性的“领导世界观”正在构成既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互动态势。要准确把握美国对亚太政策动态现实及走向的内在决定因素，必须对“经济民族主义”在其中的存在和作用的强化有深刻的认识。 一、经济民族主义：观念与政策主张 经济民族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的美国亚太政策主张，它存在于从普通公众到美国政府领导人等各个社会阶层，是面临国际社会变迁的美国利益至上式反映。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观念，是要求政府在对外政策中采取有利于增进美国利益的保护主义立场。这种观念在美国社会的普遍存在推动了政府对充满经济活力的亚太地区的日益重视，美国的对外战略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扩大美国在亚太各国的贸易和投资市场，减少巨额外贸易逆差，及至解脱负担过重的“国际义务”成为美国亚太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冷战时期，美国亚太政策的基点是与苏联展开政治对抗、遏制苏联的影响。除70年代以后美日关系中出现贸易纠纷外，在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中很少经济方面的直接考虑。一则因为当时美国的国家安全是至高无上的考虑，故此对亚太各国以建立军事联盟为主；二则亚太各国多为落后的贫穷国家，对美国没有太大的市场价值，而且，按美国的传统贸易主张，政府并不过多干预对外经济活动，对外投资和贸易市场的开拓都是企业界的自身事务。 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东亚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美国国际经济实力的相对削弱，如何通过政府行业增进美国的经济利益才开始纳入对外战略范畴。在国内展开的政策辩论中，最初的主流是建立一个开放式的全球经济体系，美国在其中占主导地位。里根、布什等人认为这是最大限度地增进美国利益的良好选择，为此，美国积极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的各项活动。但与此同时，在学术界、企业界和国会的一批人那里，一种狭隘的经济利益观念却随之悄然滋生并很快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政策主张，这就是“经济民族主义”。1989年，哈佛大学教授乔治·洛奇率先提出，美国的传统经济政策已经过时，当今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正在打破美国长期信奉的自由竞争和政策干预越少越好的神话，他呼吁政府更多地介入企业活动，帮助企业免受在国际市场上所受的人为限制[①a]。次年，爱德华·列提威克提出其新地缘经济学主张，他认为，冷战的结束使过去美国的盟国正在变为对手，“地缘政治学”正在变为“地缘经济学”，“一场新的争取控制世界市场的激烈斗争已经展开”[②a]。洛奇、列提威克等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民族主义”概念，但他们的见解和结论，却为后来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接受为自己的基本主张。 经济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在美国大约出现于1993年克林顿当选前后，目前阵营不断壮大，主张日益复杂，对美国的内政外交均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包括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如与多尔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帕特里奇·布坎南、前独立派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杰里·布朗等都公开坚持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其他社会阶层和团体包括新孤立主义者、州权复兴派、新平民主义者、排外主义者、中小企业主、保守派国会议员、工会领袖、失业的“社会边缘阶层”等等。从对外政策主张上说，不同阶层和团体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之间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均持如下几种看法： 第一，新重商主义主张。即坚持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以扩大海外市场和维护本国厂商利益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点，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市场免受国外竞争者占据。经济民族主义者提出，“政府应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通过政府补贴、受管制的贸易和直截了当的保护主义，来保护和增进美国的‘战略性’产业”[③a]。强硬派则公开宣称：“美国是我们的国家，美国是我们的市场，谁能进来，谁不能进来，这要由我们来决定”[④a]。一些温和派虽然也宣称不排斥美国向外部世界开放市场，但仍坚持只有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行为才是可以接受的，如近克尔·林德表示：“一个实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府不会实行不分青红皂白的保护主义，但是将同其它工业国家的政府一起，维护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有益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并且管理或限制弊多利少的贸易和投资形式”[⑤a]。 第二，“讲求实效的国际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美国传统“全球主义”与“孤立主义”两大外交观念的调和和扭曲。“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1995年初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经济民族主义在国内主张“小政府”的同时，在国际事务上仍主张有一个“强政府”，愿意美国继续保持和扩大对全球的领导作用，只不过这种领导作用不再是“无私的”，而是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为原则，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注意“维持本国人民的利益”。 第三，主张大规模削减对外援助。按一位法国学者的看法，“在民粹主义的吸引下，美国人不再想要那种劳民伤财的政策了。今天，美国的舆论显然已受到了退回‘美国堡垒’的诱惑”[⑥a]。 第四，政治手段经济化。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中最行之有效的武器是美元，经济手段成为美国达到政治目的的重要资源，而今天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在提出“经济安全”超越“政治安全”时，越来越主张美国利用与各国的政治交往来达到经济目的，要求政府通过施加政治压力、发动人权攻势等非经济手段来增进美国的商业利益。D·哈蒙兹在1992年底向克林顿提供的变革方略中即曾提出：“抓住机会，在促进人权、环境保护以及促进民主这样的非经济价值观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增长”[⑦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