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著名的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在其著作《高等教育系统》中，曾引述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杰出教育家西奥多·姆·赫斯伯格(Theodore M.Hesburgh)神父说过的一段话：“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保守的机构之一；同时，它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1]这就是后来高等教育理论中非常著名的“赫斯伯格矛盾”。国内的学者常常从理论上去探讨和解释“赫斯伯格矛盾”，却忽视了从具体的历史视域下探寻赫斯伯格神父这段话的深刻意蕴。本文以大学与欧洲近代早期社会变革为视角，对“赫斯伯格矛盾”进行解读，以期对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赫斯伯格矛盾”在欧洲近代早期历史中的体现 在传统的大学史研究中，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是最具吸引力的对象，它体现了从无到有的创造力。在此之后，最令研究者们关注的是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建，它为现代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两个时期的大学在研究者的心目中向世人展现的是“赫斯伯格矛盾”中积极的一面，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相比之下，从中世纪大学兴起之后到19世纪初期柏林大学出现之间的几百年时间里，大学似乎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等影响人类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欧洲大陆上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大学却默默无闻，不再像中世纪大学那样充满活力，不再站在社会变革的前沿，当人们谈到这个时期的大学时，往往使用“僵化”、“颓废”、“麻木”等字眼。这个时期的大学似乎更多体现的是“赫斯伯格矛盾”的另一面：大学是一个封闭的象牙塔，保守而且落后，非但没有能够促进社会变革，甚至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对于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新的思想潮流持排斥态度，阻碍了社会变革的开展。就像中世纪大学研究专家雅克·韦尔热(Jacques Verger)所评论的那样，近代早期的大学并不享有什么好名声。[2] 为什么人们长期以来对近代早期大学抱有如此负面的认识?从组织结构看，大学的组织结构在中世纪建立起来之后趋于稳定，近代早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不过这一时期学院的优势和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逐渐战胜了学部成为大学的核心组织。从教学上看，中世纪所形成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被各地的大学沿袭下来，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教学一直在经院哲学的思想框架内进行。与中世纪相比，近代早期的大学的确显得不那么活力四射，这给了当时许多人文主义者与宗教改革家攻击大学的机会。从文艺复兴时期留下来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大学及其经院哲学诸多抱怨。伊拉斯谟、拉伯雷、梅兰克顿这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讽刺过大学里的经院哲学家。 此外，对于近代早期社会变革的认识，过去的视角更多是从政治、经济、文化这些方面来考察，很少将大学看作当时西欧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教育机构来审视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对宗教改革原因的研究，过去的研究更多关注宗教改革的思想起源，以及德意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但是马丁·路德的改革思想是怎样被广大受到天主教会压迫的人民所了解、认可并且转变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的?这个问题恰恰是连接宗教改革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一个重要桥梁。实际上，欧洲的大学教育，不仅使得新思想的出现成为可能，也使得另一端的大众教育成为可能。在近代早期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我们将会看到大学是如何展现赫斯伯格矛盾中“促进社会变革”的积极一面的。 二、马丁·路德之前大学中萌发的改革思想 虽然宗教改革的导火索是马丁·路德点燃的，但对教皇和天主教会的批评与质疑并非始自马丁·路德，在马丁·路德之前，许多宗教改革的思想就已经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中萌发了。 14世纪牛津大学“辩不倒的博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n of Occam)在与教廷论战的过程中就指出，基督徒应该放弃世俗财产，追求精神财富，揭露了教廷聚敛财富的腐败行径。教皇并非不犯错误，《圣经》才是信仰和行为的唯一无错误的根源。在教权与王权的关系问题上，教权是与王权平行的权力，教权的范围是人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国家管理事务。[3]因为他的这些主张，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宣称为“异端”，1324年，他被囚禁于法国的阿威农教皇监狱。 牛津大学的教授威克里夫(John Wyclif)对天主教会和教皇的批评更进一步。他反对教会的财富及教皇权势，提出《圣经》才是真理的唯一来源，教皇如果不根据《圣经》，就没有权力。他认为人们对神的关系是直接的，不需要教会和牧师作为中间媒介。他主张废除教会强行规定的繁琐仪式，否定教会的“圣餐化体论”，这是中世纪神职人员财富和权力的基础，并且令人惊恐地宣称国家可以合法地取走失职僧侣的财富。他还把拉丁文《圣经》译成了英文。[4]威克利夫的言论激起了教廷的不满，教会想要把威克利夫作为异端来制裁，但威克利夫得到了英国国王和牛津大学的支持与保护。牛津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为了支持威克利夫的学说，不但公然违抗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拘捕威克利夫的指令，甚至在1411年不惜拿起武器反抗大主教来巡视牛津。[5] 在牛津求学的波西米亚的学生很快就将威克利夫的著作就从牛津带到了布拉格。布拉格大学教授约翰·胡司(John Huss)受到威克利夫思想的影响，15世纪早期在捷克提出了宗教改革的主张。他反对教会占有土地，反对教皇兜售赎罪券，抨击教士的奢侈堕落；主张平信徒在圣餐中可与教士一样领取圣体血；提倡用捷克语举行宗教仪式，并将《圣经》译为捷克文。在1402年胡司出任布拉格大学校长时，教士会议要求将布拉格大学中甚为流行的威克利夫的文章和言论清除出校，遭到胡司等人的断然拒绝。1408年胡司被开除教籍，1415年因异端罪名被处以火刑。胡斯的就义成为忠实的基督徒反抗腐朽教会的象征，胡斯派改革运动变得更加坚决，胡斯的信徒让库北克(Jakoubek)领导了以布拉格大学为中心的布拉格改革运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