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文化符号消费的心理动因与运行机制 江凌（上海交通大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51～57 消费者的文化消费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身份认同与群体归属认同的过程。在如今文化创意时代，“穿金戴银”、“物质奢靡” 已经被认为是一种暴发户、媚俗和没品位的表现，而“文化品味”却是永不过时的“流行”时尚。通过对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消费者构建自己的文化情感、品位和价值认同，进而得到阶层群体的认同。时尚文化产品的消费能够帮助中、下阶层消费者寻求身份认同，迈入所谓的上层社会群体。在时尚文化消费过程中，差异和品位已经成为消费者的主要身份标识和符号价值功能， 建立差异也是消费者在寻求社会群体和身份认同过程中的有意识身份显示或无意识表达。 大众媒介不但编制符码， 同时也帮助生产者将话语中的符号化意义转化为消费实践。消费者可能认为大众媒介或广告渲染是生产商或媒体所编制的欺骗性的文化符号， 他们夸大了文化产品（或服务）的功能而让人受骗上当，其实广告、媒介渲染的“神话”并不完全是因为它的夸大渲染或不择手段，更多的是因为消费者愿意“被骗”。在当今消费社会中，不仅是对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对几乎所有商品的消费都是如此。消费者对文化产品（或服务）进行符号解码后，由于求新欲望的驱使、趋同的群体认同心理和对“更高社会身份”的追求等心理和社会因素， 他们进行时尚文化的消费，而该文化产品是否具有使用价值其实无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时尚文化产品就其符号功能而言是超越有用或无用的。 新型城镇化：文化资本理论视域下的一种诠释 李萍、田坤明（西南财经大学）/《学术月刊》，2014.3.85～93 文化资本已作为一种新研究工具用于分析人口迁移、城市发展及区域经济增长等诸多经济问题,但分析基本上都暗含了文化资本“中性论”的假设,突出它的正向效应,而未细分文化资本的质” 与“ 量” 及其可能产生的逆向效应。其实正如很多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的“双重属性”(正面价值与负面作用共存)一样,文化资本也有我们认识不足的一面,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们认为,文化资本无论是作为文化价值积累,或者是能带来持续收益的特定价值观体系,抑或是文化因素的资本化,都脱离不了物化形式和现实载体,其投资或积累也都体现为一种价值体系的不断扩张。可见,文化资本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某种约束下它时刻进行着动态的包容与扬弃。当我们研究文化资本对其他经济实体的影响及其作用时,需要考虑和关注文化资本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内在规约。若不考虑文化资本“质”的限定,则会忽略文化价值倾向的强度与方向,从而产生错误的价值判断,比如,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维意识,在理论上“完全市场”假设下表现为正面价值的文化资本,在真实世界环境下其性质必然会受一定“度”的约束,否则就会演变为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倾向; 若只注重文化资本总量的积累,放任自流而不顾分配的均衡,就会产生“马太效应”,文化资本可能会被所谓社会上层精英所控制,陷入一个“精英再生产机制”，步入“寒门难出贵子”、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社会利益格局逐渐固化的危急之境。笔者认为,对文化资本的分析应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对文化资本“质”的理解,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体现现代科学精神和时代特征; 对文化资本“量” 的拿捏,不应只重视资本总量的增长,而要更关注文化资本获得机会的均等和社会阶层间占有的均衡。将文化资本引入到城镇化研究之中,我们基于对文化资本理论的启示与思索,从多维视角考察文化资本对新型城镇化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探寻提髙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帕累托改进” 路径。 文化资本与新型城镇化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既反映某一时空截面文化资本有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面,又体现了文化资本有被动要求“进化”并加速积累的一面。基于前述布迪厄和思罗斯比对文化资本质和量的基础研究,笔者在宏观层次上对文化资本的“质”作了新的提升,即蕴含着“以人为本、集约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等重要理念暂且称之为“高质” 的文化资本。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新型城镇化对“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复杂系统运行提出了“人本性”、“集约型”、“包容式”、“可持续”的根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