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有一则段子称，飞机在经过成都上空时会遭遇颠簸，原因是成都人搓麻将声浪巨大。本文所讨论的就是一场关于麻将噪音的官司，其意义却远超出成都的地域性，显出异常复杂的意义。说它复杂，首先因为这最大众化的娱乐引发了爱恨麻将的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冲突，于是，保护个人权益与大众娱乐合理性尖锐对立，多数人“暴力”的问题凸显出来，就像网络上常有的情况；说它复杂，这一官司还引发了个人诉求与政府(从居委会到地方政府等)治理之间的抵牾；说它复杂，还在于此案触及个体、群体、司法、媒体、学界、老龄文化、甚至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纠结。本文作者并没选边站，他以犀利的笔触解析了这场官司政治、社会和伦理内涵。作者提醒我们，中国社会及社会意识的变化有时就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也许，这场有关麻将的官司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深省的征兆。(周宪) 2000年10月，成都发生了中国第一例由打麻将引起的法律纠纷，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个人权利、集体利益和城市形象的大论辩。故事的主角是28岁的余女士，她住在居民小区一幢普通公寓的二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楼下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设立的居民活动室，那里是小区居民尤其是退休老年人打麻将的主要场所。不分昼夜的麻将声令余女士和她的孩子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甚至患上了神经衰弱，不得不依赖安眠药物以助休息。就此问题，余女士不断向居委会投诉，甚至几番报警，但仍未得到解决。余女士最终将居委会告上法庭，指控居民活动室产生的噪音严重危害了她的健康。 这起诉讼引起了当地居民和各路媒体的强烈反响。超过300位居民和20家以上的媒体出席了11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这个诉讼案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大规模的关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麻将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非同小可。①麻将是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人们都关注这个案子会如何影响到城市的日常生活。另外，这个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人们讨论打麻将是否损害了成都慢节奏的“休闲之都”的声誉？麻将的价值和意义是否需要重新评估，在现代生活中是否保留它的一席之地？健康的娱乐和生活方式又该如何定义？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该如何在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间寻得平衡？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对前者赋以更多的强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亦愈发注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说，这个诉讼给了世人一个思考以上问题的机会。 将麻将视为社会问题并非新现象，它实际发轫于晚清的城市改革。其时新式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将打麻将视为恶习，认为它既浪费时间，又是赌博行为，因此当在查禁之列。在20世纪初鸦片和赌博成为了警察查禁的主要对象，打麻将当然受到波及。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前，较为成功的是查禁鸦片的运动，以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在经历了警察反复对住宅、茶馆和街角打麻将的清查惩戒之后却仍然随处可见。虽然清查惩戒打麻将的举措不但表达了改良者们对于赌博的厌恶，更是他们对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彻底否定，但亦没有任何改良能够将业已流行数百年的大众娱乐立即叫停。整个民国时期，麻将依旧盛行于各种公共及私人空间。麻将积习之顽固难除，原因便在于其易于操作、上手轻松，不论作为家庭消闲活动、或大众娱乐形式都颇为合适，更不用说其所基于的极其深厚和稳固的文化土壤了。② 新中国建立以后，打麻将被定义为“落后的”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遭到“革命文化”的猛烈抨击，③导致这个活动退出了社会交往主要形式的位置。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经济改革、社会进步以及政府逐渐放松对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打麻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都得到了复苏，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普及，尽管同时并存着多种别样的娱乐形式，麻将仍是最受欢迎的，其流行程度就如一句幽默的段子所言，真是“全国山河一片‘麻’”。④ 位于中国内陆地区四川省的首府成都，其声名长久以来便和麻将紧密联系，又尤以茶馆中的麻将最为著名。过去，成都的茶馆是三教九流聚集一处从事种种“勾当”的地方：无事闲聊、散布流言、商谈生意、借债放债、寻找工作，或从事非法活动，或聚集批评国政，或抱怨生活艰难等等。当然其中亦少不了娱乐项目，如赌博、下棋、打牌以及打麻将等等。⑤在共产党接管成都之后，城市中茶馆的数量急转直下，“文化大革命”时期落入最低点，但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大幅回升，繁荣程度甚至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较以往不同的是，茶馆中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居委会也顺应这个潮流，提供场所供市民尤其是老年人从事麻将、棋牌等娱乐，有的还佐以茶水点心。类似的机构成了“准茶馆”，所不同的则是他们是免税的，也不需要经营执照。余女士案例中的活动室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俨然成了整个小区的交流中心。 本研究把焦点集中在分析2000年媒体关于麻将的报道，考察世纪之交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演变趋势，这些变化反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其中所涉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尤为明显。人类学家P·费思塔(Paul Festa)对当代中国麻将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解释相关社会文化现象，诸如“民族主义”、“中国性”(Chineseness)、“文明性”等问题。他通过麻将的例子来“展现党和国家如何对个人娱乐形式进行规范，以构建民族国家及其消费经济”⑥，但并未对麻将的历史及社会影响进行分析。相较于费思塔从全国的角度观察麻将问题，笔者则希望以一个城市个案来提供实证研究。此外，在中国，虽然打麻将过程中往往涉及赌博，但本文则并不以此为关注点，而是着力考察伴随其中的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冲突，以及今日中国市场经济怎样与传统生活方式共存并发生冲突，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形象。此外，面对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提升城市形象的呼吁，民众、媒体和政府是怎样做出反应的，亦在本文中得到分析。通过检视围绕打麻将事件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希望考察茶馆和茶馆文化是如何反映社会变化的，并尝试探讨整个现代中国城市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怎样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