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4)01-0017-08 每当面临重大的社会危机，文明研究便会显得尤为迫切；文明濒临或陷入冲突的关头，往往也是比较文明理论风靡的时期。在动荡的历史变革中，地缘文化与文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促使人们对其比较和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譬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便是以其他文化与文明为参照，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的反思。在阅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他惊觉这两场战争间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个不同的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相距甚远，但人类所关注的问题和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却颇为相近，因此，汤因比认为世界史研究可以而且也应该超越时间和地域的差异，自觉比较和考察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的生活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人类文明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规律和模式。他的多卷本著作《历史研究》便试图比较不同社会和地区的历史，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 20世纪初，包括狄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1862～1932)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在内的一批激进的剑桥大学学者，不约而同地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关注文明的多样性并致力探究全球文明进程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带着对人类文明未来的希冀，他们先后来到了中国，希望能从中国悠久的历史轨迹中找到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因其在西方知识界的声望，罗素的中国之行备受各界关注，各家报刊予以了广泛报道。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间，罗素在中国巡回演讲近9个月。当时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也曾前往聆听，不过据称他对罗素有关中国文明文化的论述不甚服膺。而在罗素访华7年前，狄金森也是为了寻找不同于欧洲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踏上了中国的土地。20世纪初，在工业革命的巨轮下，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想象中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为了疗救工业文明的弊病，在世纪末的衰颓中找寻出路，狄金森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从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看到了未来重建新型文明的可能，而接踵而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坚定了狄金森为世界和平奋斗的信念。“从希望破灭后的废墟中走出了一个全新的他，一位热诚的和平斗士。”[1]一战以后，他奉和平主义为圭臬，并主张在全球践行人文主义，以增进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互相理解和接受，促进国际和平和正义。 对罗素和狄金森而言，文化和文明这对概念意义相近，界限模糊，文明研究并不能停留在术语的界定和词源语义的考据上。狄金森和罗素不同于书斋里的学者，他们是带有强烈使命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和需求，试图通过与现实的对话验证和改进社会变革的方案，以期最终实现人类大同的理想。他们身体力行的乃是一种全新的“国际人文主义”(global humanism)，要求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开放和包容，在对话互动中自省和改良，以求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一、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 1912年，狄金森在法籍犹太人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的资助下访华。狄金森年初到达上海后，拜访了刚刚卸任的前“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不过，据狄金森在《自传》中回忆，由于他“不习惯访谈，也不愿刨根问底，”这次会面他“从孙中山那里所获不多”[2]。今天很少有人会提起狄金森，他的著作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了。狄金森的传记作者、著名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1879-1970)曾戏称，为狄金森立传，如同“掘墓”一般。在中国，人们往往是在论述徐志摩生平时，偶尔捎带提及狄金森。1920年秋，徐志摩离开美国，前往英国求学。他起初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后在狄金森的帮助下，进入狄金森任教的剑桥大学。在这段文坛史话中，狄金森不过是徐志摩留英经历的一个脚注。学术文化界的精英并不都像徐志摩那样幸运，一直带有名誉的光环，背运者如狄氏便湮没在了历史的故纸堆里。然而，福斯特指出，狄金森生前在英国声望颇隆，被誉为“超越了佩特(Walter Pater)和戈宾诺(Gobineau)，甚至堪与伏尔泰(Voltaire)和萧伯纳(Bernard Shaw)媲美”[3]。狄金森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其著述涉猎广泛，涵盖人文学科诸多重要领域：古希腊文明、宗教、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在分析当代社会问题时，或追溯历史，或横向对勘，视野极为开阔，代表作有《希腊人的人生观》(The Greek View of Life)，《约翰中国佬信札》(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以及《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明》(Civilizations of India，China and Japan)。 狄金森关注的都是有关人类文明的重大问题，他的著作大都与“当时身边的政治、宗教、教育等问题息息相关”。诗人奥登(W.H.Auden)认为，时过境迁，这些问题的迫切性有所减弱，于是狄金森的著述便鲜有人问津了①。现代欧洲史是一部充满战争和冲突、杀戮和毁灭的历史。狄金森研究过英国内战、法国大革命、布尔战争，也审视过帝制中国的解体。1913年狄金森从中国返回英国不久，欧洲再次陷入了自我毁灭的战争灾难之中。“战争最邪恶的一面便是激励人们在悲痛中比试谁更悲伤”[3](P129-130)，一战的浩劫暴露出的人性的邪恶和残忍令狄金森大为震动。他感到人类文明站在20世纪的门槛上，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未来尚难预料。在100年后的今天看来，狄金森关注的诸多问题，如全球平等和正义、国际关系的规范准则、人类文明的未来等等，并未过时，相反，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迫切，需要人类共同努力和文明间的合作才能解决。狄金森有关全球秩序和人类文明命运的理解和论述，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重新思考狄金森并不仅仅是为了钩沉一位被尘封的历史人物，更是为了继承他所推动并为之实践的“国际人文主义”的精神，为走出全球化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困境寻找新的可能和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