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4)03-0112-06 现代性本身是一套源自西方现代的理论，[1]在西方膨胀为“世界”的同时，现代性也抹去了起源的痕迹，摇身变成了普世性的世界标准。从西向东，现代性随着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对非西方的全面介入而扎根全球。作为西方之外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一以现代性为中心价值标尺的世界体系。对于中国来说，西方既是要反抗的敌人，又是急待学习的楷模，尽管现代性带着它与生俱来的矛盾和歧见进入中国，但是在近百年中国的现代史中，现代性主体始终是一个本质化的形象，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它一直被视作是民主、自由等的代称。在中国语境中，它是不言自明的目标，而用卡林内斯库的说法，这不过是现代性的一面，即启蒙现代性或者说是社会现代性，作为它对立面的审美/文化现代性在中国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现代派的文学艺术本应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抗，却被编织进这一中国的现代性工程之中，它们成了对启蒙现代性的支援和明证，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现代派文学艺术都是在现代这一总名下进行的，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性对抗的两极被奇怪地整合在同一个启蒙现代性的框架中。在此过程中，中国走向现代性之路也就是西方现代的路程，现代性作为一个终极目标是不容置疑的，中国的现代性是没有中国的现代性，它只是在地域意义上重新复制一个西方，中国与它无关。 中国现代性作为问题浮出水面，是与晚近以来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紧密相关的，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的出现动摇了现代性的合法地位，现代性不再是一切言说和知识的基本前提，它自身必须接受审查，在利奥塔那里，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已经终结了，必须重新考虑书写新的现代性[2]；查尔斯·泰勒在他的《现代性之隐忧》中表述了现代性的三大隐忧：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工具主义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自由的丧失[3]；福柯在指认“启蒙是一种敲诈”、“现代性是把现在英雄化”后小心地提出一种批判的实践[4]；强烈反对后现代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针对现代性的痼疾试图建立“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的“日常生活政治”[5]；坚持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工程的哈贝马斯也认为现代性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需要重新设计现代性的蓝图。其实现代性早在韦伯那里就已经表示了对它的负面的担心，韦伯看到现代之后是工具理性的铁笼，其后马克思、尼采，直到晚近的法兰克福学派都试着批判和解救现代性的危机[6]，晚近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正是现代性在它的历史进程中不断累积起来的危机的一次爆发。 在这种反思现代性的世界语境中，多元现代性借助差异政治抬头，现代性与本土文化的冲突被提到日程上来，中国也从现代性中解放出来获得一个重新发现自己的契机，由此，中国的现代性才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现代性：作为现代性代称的“西方”退到后景，单一的线性现代观丧失了它近百年来在中国的天然合法性，中国现代性的多重视域得以开启。前现代、现代、现代之后并置的多层景观展现了一个复杂的中国语境，理论如何回应多变的现实，重思中国现代性的历程，有无可能为多元现代性提供中国例证，或者说从中提取一种有助于思考现实的有效资源？其中的底线是中国现代性是一个远未完成的工程，而差异政治、解构思维只是打开了一扇书写中国现代性的门，它自身同现代性一样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中国的问题是面对中国使理论有力地切入现实，才能为中国现代性打开一条通道。汪晖近年来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中展开的，他的前提是“中国现代思想本身，仍然应该作为我们反思现代性的主要源泉之一”[7]。他早在80年代末发表的《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就尝试打破“五四”单一的现代性历史叙事，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8]。他的研究中，“五四”启蒙态度的同一性难掩背后深刻的矛盾和悖论，这里他已经开始了以中国现代性的内在悖论和紧张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他随后有关中国语境中科学、个人观念的梳理都显示了这种努力。研究背后是中国当下的现代性进程，最能显示他的抱负的是《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和《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在《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一文中，他在对现代性的历史梳理中追问“谁的现代性”，现代性最初是西方语境新教伦理的结果，它被用于对非西方地区的描述，以“价值中立”的面孔出现掩盖了自身的特殊性，韦伯用来表征现代性的关键词是“理性化”，在他看来，西方前现代的一切——从日用生活的零零碎碎到国家政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包含了理性化的设计，当他用来解释非西方地区时不可避免要遮蔽非西方本土问题自身的发展脉络。批判了韦伯以降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同时，汪晖致力于“建立文化研究的新的方法论视野”，他首先要“寻找描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本语言和范畴”，[9]他找到“公”、“群”、“革命”等中国现代的核心概念，通过追踪语言变迁的复杂过程，他发现语言从一种语境到另一种语境的延续、断裂和生长，他的中国现代性研究就是建基于此种“不同文化和语言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中，他称为一种“文化间的交往行为”。[10]在汪晖之前的大部分研究都是把这些关键词限制在一个比较单一的语义场内，中国对现代性在抵抗意义之上的生成被忽略了。汪晖的研究激活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中国现代性被重构为一幅面向当下的立体互动的图景。《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从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进入对中国当下现实的诊断，从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端到现实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他关注的中心仍然是对现代性的反思。8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资源已经耗尽了它的活力，在新的现实下显得捉襟见肘，原因在于中国被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毛泽东时代以来的平等、民主等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相反，跨国资本的进入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面对中国现代性方生未生的复杂局面，汪晖在批判了80年代以来的各种理论后试着建立一种有活力的批判思想，“关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那些制度创新的因素，关注民间社会的再生能力，进而检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方式”[11]指向一种新批判思想的可能，而这些论述的落脚点则是中国道路的独特性，这才是汪晖研究的基本点，就是他所说的“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12]汪晖对中国当下问题的诊断引起了知识界中“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纷争，纷争集中在对中国当下现实的判断，背后则隐含了中国现代性的未来走向或者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其中的问题意识还是西方普适性的现代与特殊中国的紧张，新左派认为当下现实表明：现代性在中国已经走到了尽头，当务之急是寻求一种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新路。而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的当下的问题恰恰是中国滞后于现代性所造成，继续推行更为彻底的现代性才是消除当前问题和中国的未来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