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4)-005-04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大陆兴起了利己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热潮，并一直持续至今，它具体表现为相当普遍的对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无度追求，对个人内心隐秘经验的变态迷恋，①而与之伴随的，则是对公共世界的疏离，对精神价值的冷漠，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以及公共人际交往的衰落。 到上世纪末，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浪潮已经汹涌澎湃。其早期代言人之一、美女作家卫慧在《我的生活美学》中写道：“我也许无法回答时代深处那些重大的问题，但我愿意成为这种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CREDIT CARD、淋病、Fuck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卫慧所谓“欲望一代”“年轻孩子”大约是指比她小的那些“八零后”、“九零后”们，他们“没有上一辈的重负，没有历史的阴影”，“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不愿意负太大的责任。”[1]这种不要责任和沉重，只要享乐和轻松的“欲望一代”的“生活美学”，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物质主义。它在卫慧自己的小说《像卫慧那样疯狂》中再次得到阐发：“我们的生活哲学……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2](p23) 到了新世纪，物质主义的潮流还是未见减弱。比如最近热播的郭敬明的《小时代》，通过奢侈品和美色(包括女色和男色)的展示继续对这种物质主义生活美学做了淋漓尽致的阐释。 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语境。对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两种世俗化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两种世俗化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末，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类似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运动，我们称之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说它是一场“祛魅”或“世俗化”运动，是因为这场社会文化转型具有从革命“天国”回到庸常人间、凡俗尘世的特点，更有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破除。在这里，世俗化转型的祛魅对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式宗教，而是具有准宗教色彩的极“左”意识形态。伴随这个中国式世俗化浪潮的，是“文革”式群众运动(一种极权化“公共参与”或曰“运动群众”)退出历史舞台，个体意识——包括合理的私利和私欲—开始觉醒，平等、理性交往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主体性的讨论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等，是其标志性事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世俗化尽管否定了“文革”时期的“贫穷才是社会主义”“吃吃喝喝决不是小事”的匮乏崇拜与禁欲教义，肯定了个体世俗物质生活追求的合理性，但大众并没有一头扎进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也没有一味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亲密关系或封闭性的私人经验，相反，伴随这次世俗化浪潮的，恰恰是大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极大激发(比如当时反应社会热点问题的一部小说、一篇报告文学、乃至一首诗就能激发大众的持久谈论)，人际之间的公共交往开始慢慢恢复正常。中国式宗教神魅的祛除与世俗公共世界的复兴相携而行、相得益彰。虽然这个世俗化浪潮同样伴随个性觉醒、个人主义以及日常生活的合法化，但它们并不表现为公共世界的对立面，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衰退；恰恰相反，建立在祛魅(“思想解放”)基础上的新公共性的生成，是以觉醒了的个人(类似哈贝马斯描述的18世纪西方社会的自律个体：既懂得自己的个人权利，具有主体意识且情感丰富，又热心公共事务，有参与意识)的诞生为标志的。 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的世俗化框架中思考和肯定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新时期出现的最早的大众文化，是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著名的有《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以及同样是港台传入的通俗电视连续剧，如《霍元甲》、《上海滩》等(它们在当时无不引发了收视热潮。在我生活的浙江沿海一带，因为黑白电视机还不普及，因此常常是一群人聚集在有电视机的那一家人的门口，大家站着集体观赏，俨然一次自发集体聚会)。 对于从单一的“革命文化”(以样板戏为典型)中长大的、时值20岁上下的青年人，听邓丽君的温软湿润的流行歌曲真的是如沐春风，其震撼力、亲切感难以言表：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动人的“靡靡之音”!记得王朔在《我看大众文化》中这样写道自己听邓丽君歌曲的感受：“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3]这个感受对我而言也是很真实的，它实际上是当时知识界和大众的共同感受。这种感受具有深刻的公共性。这些所谓“靡靡之音”在当时是作为对于“文革”时期的极权式“公共文化”(其代表是所谓“样板戏”)的反动出现的，它不但极大地繁荣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十分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而且唤醒了被禁欲意识形态长期扭曲和压抑的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在政治倾向和精神价值上无疑是极为一致的。可以说它通过自己的方式呼应和推动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邓丽君所代表的大陆最早的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正好出现于长期的思想禁锢与意识形态一体化驯化被松动、消解之时，它本身就是作为对于这种意识形态一体化驯化的批判与否定力量出现的，是对打着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旗号的禁欲主义的反动。成千上万喜欢邓丽君的民众并没有因为喜欢她的“靡靡之音”而疏离公共世界，恰恰相反，“靡靡之音”和别的文化-文学思潮一起，培养了既具有自主性、独立人格(因此不同于“文革”时期的“螺丝钉”)，又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因此不同于今天的“消费个人主义者”)的新颖个体。可以说，80年代的大众文化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