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0日深夜，我收到了曾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主任教授、《空间与文化》杂志主编的罗伯·希尔兹的电子邮件，获知斯图亚特·霍尔当日在伦敦溘然长逝。是日，伦敦的天空飘着细雨，春寒料峭。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的，霍尔已缠绵病榻有年，但当真获悉这一消息，仍不免有震惊之感的。就像获悉我所熟知的德里达、波德利亚等思想巨匠去世的情境一样，禁不住悲从中来。又一位思想大师远去了！我们这些留下来的学人还能独自前行吗？ 2005年11月25日，在英国学术院的安排下，我有幸在伦敦罗素广场旁边的罗素酒店与霍尔有过一次至今难忘的学术长谈。那次谈话启动了我以英国文化尤其是伯明翰学派为对象的文化理论研究。回国后除了发表了几篇介绍评论英国文化研究的文章之外，主要精力投入研究以霍尔和戴维·莫利为代表的积极受众论。2010年出版了专著《积极受众论——从霍尔到莫利的伯明翰范式》，之后在海外又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根据英文版编辑建议，该书副标题改为“对一个文化研究关键概念的唯物主义阐释”。感谢霍尔，他使我在该书中发展出“话语不抵抗”的文化唯物主义命题。 这些年对于霍尔的译介日见其多，他作为一代文化研究宗师的地位早已尽人皆知。但相对于霍尔长达60余年笔耕不辍、异彩纷呈的学术之旅而言，这些译介还显得远远不够。那年在伦敦，霍尔向我抱怨有些研究他的书就是垃圾，他劝我读一读他曾经的学生麦克罗比教授的《文化研究的用途》一书，他认为该书对他的思想有较为可信的评述。 对于霍尔在文化研究方面的特殊贡献，麦克罗比选取了霍尔学术生活中三个范例性的时期来说明。这三个时期是：“电视(1970年代中期)，撒切尔主义的‘威权平民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1980年代后期)和多元文化主义”，其中第三个时期未言具体时间，而以2000年发表的两篇关于多元文化问题的文章为代表。这种示例性的写法对于兴趣广泛和多变的霍尔可能多有不逮，挂一而漏万，但长处则是具体、入微、鲜明，且或较“综论”型写作要客观也更贴近于研究对象一些。 ■霍尔看到了媒介、国家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所谓只是在“最终”才呈现出权力的阶级性质，在“开始”与“最终”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可能变化。 ■霍尔劝告左派放弃过时的经济决定论、阶级本质论，而学习撒切尔夫人的平民性，以常识抓住人心的能力，将她所喜欢的一些概念和观念重新“接合”起来，为后工业社会，为一个不再单纯以阶级身份所标识的社会，制定出一套新的政治议程。 ■“在异之同”当是立足于“差异”而追求诸“差异”间不得不如此的相互承认和沟通。 文化研究：“意义的显微政治学”？ 对于第一个时期，麦克罗比给出的例子是霍尔等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期间以“媒介小组”名义所发表的《时事电视的“统一”》(The Unity of Current Affairs Television)。该文是对英国广播公司一个名为“全景”的时事政治电视节目的专案研究。但远不止是对“某一”“电视”节目的分析，罗克罗比试图说明，它标志着霍尔文化研究生涯的媒介时期。在此时期。霍尔所关注的重心是“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大型意识形态机构具有其自主性，权力之潜在的阶级关系如何只是在‘最终’才变得明显起来”。表面看，“它们的运作好像跟经济、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及劳动组织几无瓜葛”，而实际上，“这种自主性和不偏不倚的精神却是以各领域例如新闻记者与政治家之间的冲突而更有效地服务于资本主义秩序。它们生产出一种各有利益的幻觉，而其实则是掩盖了现存社会秩序那些基本的资本主义要素所具有的一致或统一，它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被保护、争取和再生产出来。因此就有‘复杂统一’(complex unity)这一术语的使用”。 就对资本主义新闻实质的揭露而言，此时的霍尔具有其一生中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这是阿尔都塞延及霍尔的一个方面，即把意识形态生活化和文化化(或“内在化”和“理性化”)地一直推演到“市民社会”，在此就是看似免疫于党派政治的电视媒介机构；而另一方面，霍尔还看到了媒介、国家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所谓只是在“最终”才呈现出权力的阶级性质，在“开始”与“最终”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可能变化，就此说，霍尔又非一个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当时那种粗糙的左翼。 正是借着这样的思想洞察，霍尔在流行的“同谋论(conspiracy thesis)”、“取代论(displacement thesis)”和“听任(laissez－faire)论”之外，独创一种新的更切合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媒介研究模式，麦克罗比称之为“对于媒介(作为指意实践)与权力之问题的显微学研究”。或许我以为，“复杂统一”论是一个更富提示性的命名，其中既不乏麦克罗比“显微”下的“复杂”情况，又增加了“宏观”上的“最终”的“统一”，还进一步呈现出它们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麦克罗比指出，霍尔新模式的出发点是电视，扩大而言，一切媒介形式，从来不只是发送一种意义而是一系列的意义，其中当然有优先义，即意图导控观众来接受的意义，但此优先义并不必然地得到优先的保证，结果“总是有潜在的因素造成断裂、瓦解和渗漏”。因此，即使撇开解码维度，其积极性甚或颠覆性，而单论其编码实践，媒介之与国家、政治所构成的关系就已经是足够错综复杂了。这是否可能意味着霍尔主张，至少在方法论上，文化研究应当成为“意义的显微政治学”？麦克罗比当然希望比这肯定得再多一些，她说：“在许多方面，我认为，对于霍尔自己的作品也包括他联名的那部分作品，此文都是范例性的。”不过硬要一篇文章费力地承担起许多的意义，还不如从个别的文章进入个别的意义来得轻松裕如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