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的身体状况一直是令人担忧的，我自2005年5月下旬与霍尔始有鱼雁之交。到2007年3月收到一封由他人代写的邮件，告之霍尔被送入了医院，无法亲自回复信件之后，便与霍尔中断了常态性的联系。其后，因与戴维·莫利约定一起主编霍尔的文集，有关霍尔的消息便均是借助莫利这一中间渠道获知的。前几日搜检莫利较近的邮件，见有一封发自2012年12月的来信，告之霍尔当前身体略有恢复，因此他可以在几周内见到霍尔，与霍尔一起最后讨论并确定其文集的编目及宗旨。而至此竟然再无下文，想必状况不是很佳。直至去年圣诞节之夜，在互贺新年的通信中，莫利说要告诉我一个“坏消息”，霍尔在最近几月内身体已极度虚弱，“had a rather rough time”。最后是今年2月10日夜晚北京时间9点多(伦敦时间下午1点)，从一位朋友匆促的信上得知，霍尔已于当日病逝于伦敦，遂上网急速搜索维基百科，见霍尔的词条已被修改，赫然记着：Stuart McPhail Hall(3 February 1932—10 February 2014)。 一、霍尔的清单 最近一些年来，国际学术界遭遇了与多位大师的诀别，如2004年德里达去世，2009年列维－斯特劳斯去世，然后是今年的斯图亚特·霍尔，他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下半期最有影响的三个学派，即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文化研究。尽管每个学派之中均不乏大批卓有建树的学者，但人们也习惯于借助某些标志性符号去识解一个学派的系谱，以显示出一代宗师在为学派垫基铺石、构设框架时的特殊地位。也正因此，当霍尔，这一文化研究谱系中最为光耀的符号陨落之时，人们也会不禁而叹，这一给20世纪下半期国际学术带来最大冲击与影响的思潮是否会因其宗师的隐遁而声浪远去，或者，是否也印证了“理论之后”我们将可能遇到一场不可避免的思想贫乏？ 当然，在此之际，人们更多地还是关注对逝者的思想与学术评价，即中国人所谓的“盖棺定论”。霍尔去世之后，国际上多种媒体都在报道的标题或内文解说中，尝试性地或断论性地给霍尔的名字前标示一个荣誉性的称号。如伯明翰大学网站登出的讣告中称霍尔是“伯明翰大学最杰出的学者”，而其他的公共媒体则称霍尔为“多元文化主义之父”“英国首屈一指的公共知识分子”“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知识分子的领袖”“新左派的主教”(high priest)，等等。这些看似比较混杂的冠名，也代表了对霍尔成就的不同认知，但如果加以某种归并与分疏，大致指向的仍是霍尔两方面的活动，即作为政治领域的新左派领袖与作为学术领域中的文化研究掌门人，如在去年英国资深导演阿克姆弗拉为霍尔制作的影片《斯图亚特·霍尔的工程》(The Stuart Hall Project)中，便是以这种双线并轨的方式传递其视像叙述的，也表明了霍尔的两种事业是难以遽然分开的。当然，两方面的情况还是有所区别的(在下面我会进一步谈到)，而且，从学院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一般都会更多地从文化研究的层面上来领取对之的认同，为此也反映出当代学人对待学术与政治所取的不同态度。 前几日与一位友人交流，一同细数霍尔的身世，其中我们讨论到的一个重要话题，便是霍尔的一生究竟提出或阐明了哪些思想与理论范畴，以至于使其可以将自己不是泛论式的，而是在经受严密的“专业”鉴别之后，嵌入当代学术思想的效果史之中。尽管对霍尔成就的鉴别需要有些例外，比如，他不单单是作为一位孤寂的学者在自己的本文中耕作，而同时也以领袖者的身份组织与引导了一系列重大的话语事件，比如，新左派运动、CCCS(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亚文化研究、“新时代”论争、反撒切尔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因此会比一般的学者多出一个可附加认定的序列，并将这些一并纳入其思想遗产的谱录中。但是如以一位学者或理论家的名义衡量之，或许同样重要的还是能否在其著述中拣出一些可归属到其名下的独特的概念，这些概念或范畴既是搭建作为“孤寂”学者宏观思想屋宇的一些支柱，更是后来的学者用以分析世界与文本可借用的犀利工具，比如，提到福柯，我们自然会想起以他为标志的那些概念范畴，如“规训”“权力”“知识考古学”“话语”等，提到德里达，会想到“延异”“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铭记”等，这些概念大多并非由其最初举用，也非其后就没有扩展性的论讨，但它们却只有在经过某位宗匠的创造性拿捏，并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光亮之后，才获得了解析与流播的力量，成为一代知识世界通用的“语言”。那么，霍尔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检验吗？ 我个人以为，至少有以下6个概念术语可以添加到其学术清单之中，这就是“霸权”(hegemony)、“接合”(articulation)、“编码与解码”(encoding/decoding)、“流散”(diaspora)、“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在有些中心概念下还会衍生出一些次一级的范畴。 1.“霸权”的概念尽管最初见之于意大利政论家葛兰西的论述，但其意义则长期以来尘封于原来的著作之中，直到60年代传入英国之后，才在文化研究的话语系统中逐渐被构形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命题，其含义为此也获得了新的补充与扩展。虽然较早也有安德森、威廉斯等的证用，及后期像拉克劳、齐泽克等将之置于各自理论体系的重要位置，但却是在霍尔的强力推释之下(及其领导的CCCS团队的大规模演绎之下)，才成为文化研究或国际知识领域的核心概念，并借助一场被称为“葛兰西转向”的运动而为世广知。诚如学者何磊所说：“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霍尔对其他理论(加入其他理论使之发生新变)的借鉴与运用，葛兰西的理论也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也不会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与葛兰西，也包括安德森、威廉斯等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均有不同，“霸权”在霍尔那里，除了仍具有不同社会力量通过协商而建立“共识”的含义之外，更将之转换为了一种具有结构性(话语的与历史的)、移位性、日常化、多层面化(不再限定在政权形式的范围)等含义的命题，由此也更适用于对复杂多变的当代社会权力结构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