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一 文化遗产的生成语境 遗产学者哈萨德(John Hassard)说：“在当今世界的文化语境中，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围绕着文化多样性方面讨论和论争的核心概念。它表现出了人们在应对全球化对文化冲击对文化关系和传承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的思考和重新定位，以确立与以往单一性的物质主义相对立的遗产视野。”①这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分类、命名、知识、实践，即一个“工具理性的整体性形制”——作为新的文本表述，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宣告诞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现实中的概念问题，也是包含了历史逻辑，因而被赋予新的“话语”语义。 所谓“工具理性整体形制”，其学理逻辑首先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不仅具有完整的存在性表述文本，即当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单一性的“孤本”，而是具备了完整的话语形制；其语义与当世之特殊语境紧密相关，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这些带有“工具”性质的概念文本的出现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需求；同时，特定文本在体性上又遵循各自的文化逻辑。因此，我们既需要对文本产生的语境有充分的了解，又要置之于特殊的历史谱系之中去考察，具体而言，我们既要了解文化遗产在西方式知识生产过程的历史概貌，要了解和熟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操作性遗产概念和体系，更要自觉地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范式”。为此，我们工作可以借用类似于福柯式“词与物”的知识考古学②，即在方法上不是解决单一问题，而将关涉社会和文化的整体。 当下播散于全球的“遗产事业”是全球化的产物，“地球村”(global village)成了人类关系共同体新的表述。这一逻辑遵循着西方式的知识生成原理，因而是欧洲历史进程演化的产物。15世纪，欧洲的航海冒险，“新大陆”发现与欧洲人通过海洋经济贸易，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贸易圈和影响圈。在此之前，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生活和生计来源主要依靠当地自己的生产活动；以食品生产为例，晚至1650年，英国人的食物与世界其他多数地方一样，是以自己生产的食物为主食。然而，在此后的200年间，英国人成了消费进口的大户：例如糖。这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国际贸易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而形成了“世界体系”③。在“世界体系”中，按照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分为三类：核心国家(起主导地位的国家)、外围国家(经济活动和机械化程度低)和半外围国家(介乎二者之间)，同时兼谈“高尚的野蛮人”④。 如果“世界体系”为“全球化”趋势作了一个符合历史逻辑的历史推演的话，那么，本质上说，“遗产事业”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最为外在的现象是，以资本经济为主导的全球化凸显了“标准化”，在这样的趋势中，“文化多样性”必然面临危机；比如全球化对所有传统社会、社区的发展，特别是保存其“真实性”是一种威胁。所以，世界遗产事业的出现首先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策略性表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原住民，地方性知识体系等都是民众和传统社会和社区的一面镜子。“遗产运动”不仅可以提升保护的有效性，还可以使人们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发现自我。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战略同样要面对“全球话语”(global discourse)，也要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根据我国的国情，自觉地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选择符合中华文明的自我生存和传续的遗产“文本”。 我们还必须看到，现在流行于世的遗产事业，被公认为“西方－全球的知识体系”，也包括殖民主义“符号逻辑”的自然延续，而殖民地的知识体系、原住民的知识体系和地方性的知识体系都会在二者的关系融合和冲突中反映出来。因此，在当今的遗产事业中，遗产的主体和主体性被格外地突出。在批评的声音中包括了生态学者和绿色主义者观点，他们强调全球化使得原住民社会有丧失地方感的危险。要保护永久性“原住性土地概念”(aboriginal conception of the land)便成为一种突出性的工作。而环境知识，少数民族、原住民知识和民俗知识都在非物质文化体系的范畴和成规之中，所以，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知识体系也很自然地被植入UNESCO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之中。概而言之，在世界的遗产事业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谁是遗产的主人”的问题⑤。 所谓“非物质性”原本包含了强烈的政治性语义，因为它是根据“物质性”而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在《人类口头与无形遗产公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无形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的斗争(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is a long struggle)。”这里所说的“长期的斗争”包含着复杂的意思，但首先是政治话语范畴内的“斗争”，其中一个原因是无形遗产事务使西方国家感到不舒服⑥。毫无疑问，西方国家的这种“不舒服”来自于以“东方文明”为代表的无形遗产对西方近代工业、技术和以物质主义为主要表现特质性遗产“话语”提出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非物质性”的对立形态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物质性”(materiality)。难怪遗产专家基尔森布拉特－基姆布拉特(Kirshenblatt－Gimblett Barbara)主张在遗产类型上以“两分制”(dichotomy)加以区分⑦。尽管其中包含着“物质/非物质”的区分，但已经不是遗产本身所具有的“物质性”，而是遗产所属本身与西方物质主义为中心的强势性遗产话语之间所形成的“对峙性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