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苏联改革两个阶段分为两部分来论述。这两个阶段分别是1985—1989年的兴盛时期和1989—1991年的衰落时期。 转轨开始:理论与口号 改革概念和基本内容:1983—1984年当戈尔巴乔夫还是苏联第二、三把手时,他的文章和讲话使人们对他的改革概念有了初步了解。“改革”一词首次出现在1984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全苏农工综合体经济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改革的历史根源可追溯到50、60年代流行的“赶超”口号,甚至可追溯到30年代“加速工业化”的口号。按共产党传统说法,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福利,改善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条件”。改革的手段是一方面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完善经济机制。根据苏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的看法,要达到改革目标,必须保证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不低于4%,但用粗放经济手段显然达不到这一目标。唯一办法是采用现代化设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苏联决定加快机器制造部门的发展。80年代,在重视技术的同时,也开始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在苏官方言论中经常出现“人的因素”的积极作用的说法。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被要求界定这些目标,并赋予具体内容,由此产生了改革的主要口号。它们是:1.加速——集中资源投资在机器制造部门,推动生产力发展;2.改革——改变苏联后期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突出改变生产关系;3.人的因素——社会关系人性化,克服片面强调技术手段。由这一前提后来发展为公开性和民主化概念;4.“完整的社会主义”——保证社会主义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但不改变社会主义经管体制实质。 经济机制的探索: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十分矛盾。它既反映出实际政治进程的矛盾,即不同政治集团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反映出整个转换概念的前后不一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观点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论述。然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能成为社会和经济转轨的理论基础。60、70年代之间形成的经济机制理论可追溯到1965年的经济改革。它试图迅速改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以适应当代科技革命条件。由于当时对改革半心半意,因而没有取得传世成果。党的领导曾在市场取向方面采取过若干措施,但没能进一步改变经济制度,因为它知道经济自由化不可避免地要以政治自由化来加以补充。因而,60年代的经济学家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可变更的条件下,把注意力放在改善经济机制上。“完善经济机制”概念的逻辑是以刺激生产者来发展生产和推出新产品这一论点为基础的。达到这一目标是从下述假设出发的:扩大企业在其产品数量和种类方面的决策自主权;把扩大生产的前景与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和企业经营效益挂钩。“完善经济机制”遗留下若干没有解决的问题:1.缺乏社会主义经济中真正的所有主去关心微观上的战略投资。在没有真正所有主,又没有严格的中央政治控制的情况下,消费利益不可避免地支配积累和投资利益。2.在没有建立真正的供需平衡机制条件下,建立有效的经济体制的可能性不大。 苏联后期的错觉:错觉之一是认为整个社会对所设想的改革性质和方向存在广泛的一致。这一错觉的产生是基于没有强大的利益集团对计划中的改革表示反对。这一错觉还受到下述因素的加强:一方面政界受苏联社会不存在不可调和矛盾的教条概念束缚,因而对利益集团的作用不屑一顾,结果在实施经济和社会政策过程中妨碍了对其后果作出恰当估计。另一方面改革的倡导者仅考虑到对改革的反对来自党的高层领导,而广大民众只有“保守思想残余”,而且可以通过教育来加以克服。错觉之二是改革容易实施,也很快会解决各种问题,甚至本质上相互矛盾的问题。如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5月发动反酗酒运动。这一政策从社会角度讲是条死胡同,从经济角度讲丧失了大量收入。这类错觉还直接反映在最初的改革观念上。它一方面要加强投资,推动机器制造业发展,另一方面要加速发展消费品部门;一方面要激化企业活力(包括合作和个体劳动的经营活动);另一方面按传统观念,加紧与非劳动收入作斗争。形成这种错觉的基础是误认为政府是强有力的,甚至是万能的;人民对其信任是无穷尽的。可是,事实上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有限度的。最后,我们应该注意改革政策的理论基础。正如以上所述,改革概念是基于学究式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演化而来。然而,情况很快明朗。那些似乎十分先进的想法不仅不能完成改革任务,反而常常导致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激化。如政府自认为是最得人心的,因而就不能采取“不得人心”的措施。结果到了80年代底,实施改革“不降低人民生活水准”成了最严重的障碍之一。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真正结构转轨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失业现象的看法遭到官方否定。在整个80年代后半期,私有化问题仍为苏联上层领导所拒绝。 改革顺序问题:最初几年,下述三方面对苏社会全面改革十分必要。即结构改革、机制改革,以及多少与其一致的政治改革。起初的想法是改革结构。事实上结构改革必须牺牲消费才能进行。但是,紧接结构改革的“完善经济机制”的措施却使情况有了不同发展。有利于国营企业经理和工人的经济管理权的再分配事实上取消了向机器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改革。结果,牺牲投资需求,刺激消费增长。80年代后半期,戈尔巴乔夫鉴于党内高层领导力量对比不利于他的改革政策的实施。为避免重蹈赫鲁晓夫覆辙,他决心发动民主化进程,尤其是公开性。1988年政策改革就成为苏联转轨任务中主要特征。结构改革变得不太重要了,在民主化总方针中完善经济机制被看作不可缺少的成份。尤其在改革初期,经济机制的变革基本上被看作经济管理制度民主化。然而,苏联社会政治控制的削弱意味着经济控制的削弱。当党内中央任命制和监督制被放松,又没有市场稳定器和制约因素所替代,经济进程很快失去控制。随着民主化发展,出现了各种政治倾向的主体,加速它们之间的冲突。政治斗争逐渐成了社会关系的主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