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2－0119－16 一、电子乌托邦的梦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成为新兴媒介，许多学者曾对科技发展持无限乐观的态度，认为由于电子媒介(互联网)的双向性属性，每个人都有发布信息的权利，从原先的信息接受者变为传播者，因此民众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决策，这必然会迎来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传统媒介的传播方式是单向的线性传播，传播者提供信息，受众接受信息，传播者与受众是传与受的单线方式。但是电子媒介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单向性，每个人既是传播者又是接受者，信息的发布不再是传统媒体的特权，“传统上控制传播通讯纵向流动的权力中心”正在发生转移[1]。基于新科技的双向性特点，许多学者开始对科学技术持无限乐观期待态度，提出了“电子乌托邦”的理念。有的学者认为电子媒介的双向性，改变了受众在传统大众传播中受支配的局面，传受关系趋向平等必然带来社会关系的平等；有的学者则认为新技术能够保障每个人都有发表言论的权利和机会，电子投票系统也能让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选举等等，这必然能够进入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状态。总而言之，电子乌托邦的理想就是基于电子网络媒介的双向性特性，使得公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督促权力阶层负起责任，将“决策权从权力中心的少数人”延伸到“外围可能希望参与的很多人”[1]；同时传播关系的平等也能使社会关系渐渐平等化。这样依靠科技发展，社会发展也能达到全民参与、公共监督的民主理想状态。 电子乌托邦理念的终极目标是一种社会改革，但是这一理念在传播领域引发的核心问题是：传统媒体的“把关人”是否会消失。“把关人”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卢因在社会群体传播研究中提出的，1950年，传播学学者怀特将这个概念引入新闻研究领域，他认为社会上有大量新闻素材，新闻媒介不可能“有闻必录，而是一个取舍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媒组织形成一道‘关口’”[2]162。所以受众能够接收的信息是经过“把关人”所筛选后的少数。怀特仅仅只是将“把关人”设定为新闻媒体的编辑人员，把关标准是编辑的个人价值取向和新闻价值，但是实际上，把关是糅杂的群体行为，包括传播活动中每一个环节都有把关人，记者决定哪些该写成新闻、编辑决定哪些将刊登出版等等。把关的标准除了受新闻价值本身的影响，还受到媒介的经营方针、政治倾向、利益团体甚至是受众需求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电子乌托邦理念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每个人都是信息的“自媒体”，信息筛选成了空话，传统的把关人角色已经消解，或者说把关角色发生了转移，传统媒介已经无力控制哪些信息传播、哪些信息隐藏，每个民众都对信息拥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的控制力，甚至控制那些不经过筛选整合的第一手原始信息。但是，单纯依靠科技的进步，就能够迎来“乌托邦”式高度共和的社会吗？“电子乌托邦”的预言并非完全都是空谈，世界范围内也不是没有成功的个案，“水门事件”和更近一点的“突尼斯政变”都充分体现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公共管理的愿望和力量，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民主进程的发展。这两个案例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新媒体(电子媒介)提高了公众在传播活动中的参与度。但是偶然代替不了必然，新的媒介和传播工具的确蕴藏了无限的可能性，而电子乌托邦终究只是幻想，现实情况是媒介技术的革新也不能确保真正的平等民主参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微博曾经被寄予厚望，被认为通过这个媒介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有发布信息的权利，但最终微博仍然是“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的阵营。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阶层才有话语权，才能使信息广泛传播，普通公众的意见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一种理想社会形态的到来不仅仅需要技术上的条件，还需要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电子技术的发展仅仅是弱化了传统媒介“把关人”的角色，但是操纵把关的实质力量并未改变。换言之，媒介的控制力量仍然左右着媒介对于信息的把关。 媒介控制是“外部制度对传媒机构及其活动的控制和影响”[2]129。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各国媒介发展各异，但是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仍是趋于一致的。对媒介传播活动的控制基本是三股力量：政府、经济团体以及公众。只是在新的社会时期，这三股力量呈现新的特性。 赫伯特·席勒曾指出，新闻媒介的控制与使用始终是与政府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信息的专门使用权被认为是通向权力的通道”[3]，所以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会放松对媒介的控制，尤其当政府感觉到政权陷入危机或者国家处于安全危机时，它对于媒介的控制就会变得更加严密。“维基解密”在成立之前，美国恰好处于国家安全备受考验、大国地位摇摇欲坠的时期。9·11事件之后，围绕着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新的国家安全意识开始浮现。安全意识“围绕着保密状态与扩大的电子监控的结合体而构建起来”[1]，民众被更加强化的方式监控着。政府为了维护政权的需要，借助一切媒介的力量来塑造单一绝对的舆论环境——对打击恐怖主义的连续强调。与政府对于媒介控制的强硬作风相比，经济利益团体对媒介的影响相对弹性化，但也表现出势不可挡的趋势，似乎要将对公众生活的控制权渐渐从“政治议会转移到大公司的董事会议室中”。互联网的发展，本应该有更多的信息传播者参与进来，任何传统媒介都可以利用新兴媒介传播信息，任何个人也可以创立新的传播媒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是一切经济活动按照市场准则来进行，也就是简单的优胜劣汰。再加上政策法规对于自由市场的开放态度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管理不够规范，许多财力雄厚的大公司将触角伸到新媒体领域，甚至以强硬的姿态吞并其他弱小的公司。互联网的全民参与变成笑话，实质上只是若干大公司、门户网站掌握着信息传播的权力，公众接受到的只是他们经过利益权衡后筛选出来的“新闻”。政府与经济团体对媒介的控制日益加强，互联网的发展并没有真正实现全民参与公众事务的理想，公众对于媒介的影响在政府和利益团体的压制下日益缩小，这就是“维基解密”前欧美国家的媒介环境状态。 二、“维基解密”的困境 “维基解密”(Wikileaks)始建于2006年12月。它提供一种由尖端密码学支持的、高度保密的匿名投件箱，是原始来源无法追溯的大型文档泄露网站，目的是为揭露公司、政府的欺诈和失当行为。“维基解密”在《纽约时报》《卫报》和《镜报》的配合下，在网上披露了许多公众不知晓的内幕，这是对于权力政治的考量，是对公众利益和公民知情权的捍卫。因此，它被多国政府视为“眼中钉”。2011年10月，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声称，由于受到各大金融机构的“经济封杀”，“维基解密”网站可能于年底将面临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