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2－0119－16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分析了路易·波拿巴实现政变的阶级基础和经济条件，还分析了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各个党派和政治集团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及在此经济条件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马克思指出，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主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这两个集团的彼此分离绝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思想原则，而是由于各自所依赖的物质经济条件，是由于两种不同的占有形式；他们彼此分离还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同时马克思也不否认，把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某个王朝联系起来的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1]马克思在文中再次规定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容，论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且继《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又一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 马克思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最终形成和臻于完善的标志。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第一次用精确的语言完整地表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这段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说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内在联系，阐述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指明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阐明了上层建筑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改变，并且说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与社会革命和社会形态变更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表述，也大多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继承与发展。 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欧美新左派也大都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论，而他们自己则是这一科学的真正继承和发展者。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欧美新左派的著作，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完全崭新的学术结构。 黑格尔曾说过：“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3]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他的思想中把握他所处的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之后的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欧美新左派也是在他们各自的思想中把握着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理论旨向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让理论更加贴近现实，为解决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找到一个更加有力的思想武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则成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目标。 在20世纪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生死存亡的问题。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和“过时论”。在论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的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是像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相反是要力图找到克服理论危机的有效办法，重新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如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布洛赫等人并没有明确提出“修正”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张，但是在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已经包含了一些他们提出的新观点和新理论。卢卡奇将“阶级意识”提高到人类自我认识的理论层面，最后把历史发展问题变成了一个人类的自我意识问题。这样的理论观点确实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修正”和“完善”。葛兰西根据当时欧洲国家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西方革命战略。在他看来，欧洲国家有着自己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夺取文化领导权比夺取政治领导权更为重要。欧洲国家的基础是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是由文化领导权左右的。政治领导权的实质是暴力，文化领导权的本质是教育。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将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根据葛兰西的设想，欧洲国家应该走一条以夺取文化领导权为核心的文化革命道路。 面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种种现实变化，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出现的新情况，法兰克福学派一再调整自己的理论路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提出了质疑和修改。马尔库塞明确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已经失效，例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技术推动论和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论。他认为工业自动化的生产过程已经大大改变了活劳动和死劳动的关系，劳动生产率不再取决于单个人的劳动产量，而是取决于自动化生产机器的技术水平。机器从不创造价值的观点需要改变，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也需要做出修改。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不是给人带来自由和幸福，而是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危害和灾难。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杠杆的观点，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挑战。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社会政治功能。随着西方工人阶级实际状况的改变，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观点已经变成了“天方夜谭似的神话”，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作用不再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用一种“新革命理论”取而代之。马尔库塞的“新革命理论”，就是要去发现新的革命动因(过去是因为贫困而造反，现在是因为异化而革命)，寻求新的革命主体(用新左派的力量取代无产阶级)，找到新的革命途径(反对暴力革命，提倡“大拒绝式的造反”)。马尔库塞的这套革命理论，显然是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青年造反运动的归纳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