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13-12-02]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4)02-0064-23 当今，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人们一致认为，文化并不是社会状况的直接反映，也不是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附生品，而是直接作用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法国哲学家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曾经指出，文化并非对经济基础的被动反应，而是后者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① 文化的传播过程实质上是意义的输入和输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接触到其他社会方式的图景，而且可能获得其他的特定的思维方式、看世界的视角、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因此，当文化传播并非是一种平等的交流，而进入极端的侵略和替代的状况时，就会产生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即“是一种旨在控制遥远土地的宗主国中心的实践、理论与态度，尽管它在当代世界不再以军事占领的方式被形构，但它在人们的潜意识中长期存在着，且左右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今天的传播技术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成为现实，因而出现了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描述的现象：“当今的全球化是由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推动的，这种技术使国界除了无法阻挡金融资本的流动之外，也无力阻挡思想、文化和图像的渗透。虽然金融全球化可能仅仅影响到为数有限的国家里的少数精英，但是思想和信息的全球化触及了世界最偏远地方的村庄和靠狩猎采集为生的部落。”③ 鉴于文化作为社会生活和全球安全重要的前提和导向的特性，同时由于技术所推动的全球化，有关文化安全的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并且有学者强调“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安全”。④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判断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视界方式受到了威胁？也就是文化安全遭到威胁的可见的后果或表现是什么？这些后果又会进一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即文化安全遭到威胁的潜在的后果是什么？进而，在这里还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产生这些后果的原因是什么？ 尽管如同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传播系统已经成为符号或文化冲突的竞技场”，⑤又如许多学者所提醒人们注意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跨国公司不仅将货品带过国界，也将潜在的思想、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一起带入这些国家”，⑥而“在文化和知识交流领域，西方特别是美国占有绝对的优势”，⑦并且在实践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的媒介政策完全体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前者稳固地支撑着后者；但是，我们也无法忽略，“在同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着文化的不平等”，⑧因而所有的人都要面临“来自其他社会的知识和文化的冲击”。⑨这说明，尽管文化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与流动及其地位与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权力在国际中的位置有密切的关系，但前者并不完全是由后者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文化安全不仅受到外源性因素的作用，即强势政治经济实体对相对弱势者在文化上的影响、渗透甚至替代，也受到其自身在时间这个纵向维度的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特性和因素的影响。因而，笔者将来自横向层面的对文化安全的威胁因素称之为外生性原因，即不同群体、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的影响关系；而将来自纵向层面的威胁文化安全的因素看作是内生性根源，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任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可能遭遇到的威胁。在对文化安全遭受威胁的显现的和潜在的后果进行探讨之后，转而探寻导致这些后果——文化安全遭到威胁——的内生性根源。 一、当代文化安全遭受威胁所导致的可见及可预见的后果 文化安全是一种文化系统所体现的状态，即其“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的状态，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⑩对这个概念进行分解，可以看到“文化安全的基本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价值观念安全、生活方式(包括风俗习惯及思维方式等)安全”。(11) 正如将文化分类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只是出于认识论上的需要，而无法反映现实实践一样，没有任何一种分类方法能够与现实情况完全吻合，因而尽管我们可以将文化安全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现实实践中，会发现文化安全遭受到的威胁可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真实、清晰的分界线。因此，笔者从文化安全遭受威胁所产生的后果的视角出发研究文化安全问题，并将文化安全遭受威胁所产生的后果分为可见的、显现的后果和可预见的、潜在的后果两大类(当然由于真实的动态性、多层次性和认识的局限性，这里的分类如同所有的分类一样，其类别分界线都不是完备的和互斥的)。 (一)可见的后果 1.文化的标准化和同质化 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他的一篇研究大众文化的文章《论流行音乐》(On Popular Music)中指出，流行音乐就是“标准化”的音乐，而“‘标准化’使得那些即使是最独特的东西也变得乏善可陈……每首歌曲之间就连细节都大致相同”。(12) 现代音乐的制作是流水线作业式的，音乐创作被弃之一旁，取而代之的是音乐工业，它如同其他工业领域一样，强调的是标准化和一致性，因而“流行音乐最典型的特征包括朗朗上口的曲调、副歌以及标准化节奏(一节四拍)”，并且“随着商品化过程导致音乐工业开始追求用三分钟‘劲爆’赚取最大利润”。(13) 在工业化的运作过程中，一切都如同“一套设计精良的机械设备，其所有齿轮都能紧密咬合而不会留有丝毫空隙”，无论是声音、演奏还是指挥都必须是毫无瑕疵的，“从第一个音符开始，表演便已‘圆满成功’，完美得就像人们为其灌录的唱片一样”，但是创作中的即兴、表演中的出乎意料、人(无论表演者还是观众)的主动发挥也消失在这样的“完美无缺”当中了，如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所言其“代价却是其自身的无法挽回的物化”。(14) 阿多诺与同为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的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早在1944年就提出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概念，指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分别具有“同质性”和“可预见性”两大特征，因而例如“电影、广播和杂志构成了一个体系，生产出来的东西从整体到局部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只要看一部电影的开头，就可以猜到其结局……其结果就是，同样的东西被翻来覆去地再生产”(15)。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批判理论家利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因而指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文化具有“标准化、模式化、保守、虚幻等特征，是极具操纵性的消费品”。(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