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给某国（或某集团，或某区域）全球战略地位下的定义包含两个方面，即主体战略地位和客体战略地位。主体战略地位是指，某国在特定时期内，在全球生活中，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方面所分别占有的统治、控制、垄断、优势或一定份量地位，并且作为主体，运用这些力量和影响，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能力；客体战略地位是指，某国在他国心目中所拥有的份量，并被他国用来达到他国的目标。按照上述定义，欧洲共同体（现称欧洲联盟）在1957年3月25日根据《罗马条约》建立时，它的主体战略地位是相对薄弱的，而其客体战略地位却显得份量很重，乃是美苏争夺全球霸权的重点对象；时隔40年后的今天，形势出现了相反方面的变换，目前欧盟作为客体的战略地位虽然依旧十分重要，但毕竟已经相对有所减弱，而它的主体战略地位则相对有所上升。至于欧盟未来的全球战略地位如何变化，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笔者把问题基本限定在主体战略地位上，认为欧盟未来的全球战略地位主要取决于下述三项因素，即第一，西方在今后全球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西方世界三个力量中心（北美、西欧、日本）的力量对比关系演变；第三，“第一欧洲”、“第二欧洲”、“第三欧洲”三个欧洲的发展前景及其相互关系。 一、西方在今后全球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在经济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作用”的改善。 1.自18世纪初开始已经持续发展了整整三个世纪的现代经济，主要同西方资本主义相联系，成就巨大，特别是在20世纪，发展很快。从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来看，18世纪为0.5%，19世纪为1%，20世纪前半期为2%，1950—1985年间则为4.5%。当代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受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中被发现或发明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的有力推动，包括电话、电气化、飞机、汽车、与疟疾作斗争的新药、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核能、高速计算机、人类登上月球、个人电脑、染色体工程等等。与经济增长一样，在这些科技发展及其随后的应用过程中，西方国家一直处于主导的领先地位。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在未来的世界现代经济发展中还能继续起过去那大的作用吗？ 2.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W.福格尔似乎对此作了比较乐观的回答。他在1995年温特图尔国际研讨会（WinconferenGG）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世界经济走向何方》的演讲中，首先回顾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认为自从二十多万年前人类（智人）最初出现以来，进展一直十分绥慢，直到一万一千年前，人类的状况几乎还没有什么变化。在其所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居住在分布极广的各个群体中。每个群体都很小，几乎无法应付周围的环境，当时人口寿命仅为25岁。在公元前9000年时，世界人口大约只有七百万；那时英国的总人口只有一万。即使人类在大约一万一千年前发现了农业之后，发展进程依然是很缓慢的，例如，农业取代狩猎—采集，成为粮食的主要来源，用了大约六千年时间；第一批城市的出现用了五千年时间；文字的出现用了六千年时间；数字的发明用了七千年时间。只是在1700年第二次农业革命之后，不仅人口直线上升，而且在制造业、交通、贸易、通讯和能源生产领域等方面都出现了比农业更为突出的新的技术突破。因此，18世纪可以作为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开始的标志。在此之前，人口几乎与收入同步增长，因而平均生活水平几乎长期没有多少改善。而在300年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已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其结果是整个人类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考虑到现代经济的质量在进一步迅速提高，范围在继续明显扩大，福格尔的结论是：“20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技术生理进步在下个世纪会继续下去，甚至加快步伐吗？我相信回答是肯定的。”[①a] 3.然而笔者认为，西方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西方世界内部因素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今后能不能做好“强大有效的国家”和“发达健康的市场”二者的结合。过去人们往往强调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家”，但是历史和现实已经一再表明，国家管得多、管得细、管得严，看起来好象很“强大”，其实并不一定有效；过去人们同时强调必须要有“发达的市场”，但是仅仅到处市场兴隆，人头簇拥，投机盛行，其实并不一定健康。而从最近十七、八年的经验来看，自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方针主流是倾向于强调市场，有利于企业主，包括减轻税收，简化规章制度，裁减雇员人数，消弱工会权力，鼓励创新企业等等，结果仍不足以使西方经济起色。因此，笔者认为，今后在继续重视市场的同时，恐怕更需改善国家的作用，包括一国内部的，和各国之间的。 4.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改善国家的作用如此重要？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来加以说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现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1991年发表了一部著作，书名与副标题结合在一起很有意思，书名全称是《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The Work of Nations——Preparing Oursdres for 21st-Century Capitalism》）。赖克在书中深入分析了必须改善国家的作用的理由。他首先指出，美国经济正在转型，即从“高产量”到“高价值”的转换。本世纪初迅速发展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曾经是最佳的经济模式，规模的效益超过零散小量的效益，机械的效益胜过人力手工的效益。但是，科学技术带来的自动化、电脑化和信息化，以及随之而来社会生活的相应提高，使人们得以从数量转向质量，一般使用价值的质量转到省时省力的高附加值的质量；从千篇一律的统一规格转到因人而异的多样化乃至个性化。换言之，就是从商品的有没有和够不够，发展到是否结实耐用，再发展到顾客或使用者喜欢不喜欢。当然这并不是说数量和使用质量可以不要了。但是主要着眼点已经很大转移了[①b]。其次，赖克指出，世界经济正在全球化，它与上述趋势结合在一起，使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中的三类人（即常规生产人员、直接服务人员、符号分析人员）的作用、地位和关系发生变化。在国际化导致的高度竞争的全球经济中，信息是神经传递的讯号，金融资本是全身流动的血液，交通和通讯是连结各部分的管道。但真正的动力却是具有知识技能的人，以知识和技能取胜的人。符号分析人员是经济全球化的催生者，又是它的产物和受益者。他们在通讯、系统、金融、创意、项目、企业、资源、产品等领域，掌握着管理、规划、处理、开发、战略、方针、应用、研究等职能，头项着工程师、主任、设计师、协调者、顾问、经理、咨询者、计划者等头衔。在传统的民族国家中，这三类人相互依赖，容易在社区和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找到共同的利益平衡。而现在符号分析人员日益溶入全球性国际化的经济网络，并无必要同民族国家利益始终一致，有时反而会有利益冲突。根据罗伯特·赖克的分析，符号分析人员虽然只占全美人口的五分之一，然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处于优势的地位。其他五分之四的美国人主要由常规生产人员和直接服务人员组成，他们的状况日益相对恶化。这样便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