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及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膨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明显加快。其政治大国战略的实施呈现出新的动向和特点。这些动向和特点不仅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也将产生深刻影响。 日本加速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的新动向与新特点 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是日本执政党自80年代初起就确定了的基本方针。冷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加快实施政治大国战略，并呈现出一些新动向与新特点。 第一、大力发展经济外交的政治功能，突出对外援助的政治色彩。 经济外交本是冷战时期日本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受诸多因素制约而采取的特殊外交方式。冷战结束后，虽然国际环境和日本主体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济外交的方式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日本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政府发展援助（ODA）。在实现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日本加大政府发展援助的力度。日本政府表示，1993—1997年ODA计划中期目标力争在已完成的4次目标、500亿美元基础上总额接近倍增。日本在1994年度紧缩财政的情况下，还增加了ODA预算，而同期，其他援助大国的ODA总额却普遍减少。日本的ODA已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在世界ODA总额中的比重超过20%，日本之所以特别重视对第三世界援助，其原因是：第三世界国家多深受前苏联和中国影响，且经济比较困难，对他们加强援助不仅可以加深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依赖，而且可以淡化他们中的一些国家对日本的“旧怨”、增进“理解”；而加强对美国战略重点国家的援助，弥补美国经济力量的不足，则既可以缓和与美国的摩擦，又可在与“东方”的抗衡中显示出日本“西方一员”的作用，增强日本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 冷战后，日本经济援助政治化的另一个明显举动是，通过制定ODA四原则措施，将经济援助同民主、人权、军备等问题联系起来，使经济援助中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如由于中国反对日本官方接待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参加广岛亚运会，将对中国的第四次日元贷款年限从以往5年改为“3+2”方式，并准备推迟贷款期，缩减贷款数量，借口中国进行核试验，冻结了1995年对华援助贷款。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最大的国际发言权。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作为处理全球事务和解决国际纠纷的唯一权威机构，作用和威望大大增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确立了“以为联合国作贡献为手段，以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目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高国际地位”的新方针，并积极创造条件，“积累实绩”。 首先，面对近年来联合国经费不足，财政困难的窘境，鼎力相助。1991年日本承担联合国的经费已占其全部经费的11.38%，1992年又增加到12.45%，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的经费，日本占14.8%，仅次于美国，远超出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其次，积极参加联合国各机构的活动，谋取联合国高级职位。目前日本已加入联合国几乎所有专门机构，并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环境规划署、儿童基金会等组织中担任理事国。日本还极力谋取这些机构的领导职位，以图发挥更大作用。近年来，日本已先后有三人担任联合国的高级职务。日本对此尚不满足，甚至要竞选联合国秘书长。 再次，积极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插手解决地方冲突，扩大国际影响力。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就跃跃欲试，图谋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发展。它一方面拨巨款援助以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另一方面，积极制定《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1992年6月15日，在国内一片抗议声中，日本政府在国会强行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合作法》（简称“PKO法案”），根据此法案，日本自卫队可以在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随时被派往海外。“PKO法案”通过后，日本立即以柬埔寨为突破口和实验地向海外派兵。1994年又向卢旺达、莫桑比克派遣了两批自卫队和文职人员。1994年10月，日本众议院又通过自卫队法修正案，为日本更广泛，更大规模地执行“维和任务”提供了新的依据，并为日本走向政治大国铺下又一块基石。 日本政府还通过广造舆论、反复宣传，使其绝大多数国民认识到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必要性。日本外务省联合国局局长高岩真洋说：目前正在进行权力的重新分工，安理会成员国应该有世界性的影响，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应是领导国家。谁出钱，谁就应该有决定权。[①]1994年日本执政三党就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达成协议。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由外相河野洋平在第49届联大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这一申请。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9月演讲中也强调，日本要为联合国改革尽早实施作出不懈的努力，意即尽快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第三、立足亚太，巩固亚洲盟主地位，进而成为世界政治大国。 战后，日本长期实行“脱亚入美”战略，外交上追随美国，经济上依赖美国，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冷战后，日本政府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依据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亚太地区形势的发展，进一步确立了以亚洲为依托，争当亚洲盟主，进而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战略方针。对此战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其文章中阐述道：“由于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已不能再用西方一员的概念去作外交政策的判断。加强亚太地区的合作，已成为日本外交的当务之急。”[②]为此，日本政府加紧采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