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平论”最初正式出现要算梅尔文·斯莫尔与戴维·辛格于1976年在《耶路撒冷国际关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民主政制的战争倾向，1816—1865年》，但这种思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95年康德的著作《永久的和平》。这个理论正式出现的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只是在90年代后，它才突然成为美国政治学界中的热点问题。在短短的5年多时间里，在美国发表的与此有关的文章就有40多篇。1994年这个学术领域的命题出现在总统克林顿的国情咨文中，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理论根据。 “民主和平论”对公众之所以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它恰好将“和平”与“民主”这两个美好的概念结合起来。人们对和平与民主的渴望是不言而喻的。人们的这种善良的渴望使得他们往往容易忽视这个理论的弱点，愿意包容其谬误。因为，信仰美好的事物是没有坏处的，即使这个美好的事物事实上并不存在（例如上帝和天堂）。但是，由于这个理论在后冷战时期越来越与世界的现实联系起来，就不得不使人对其真伪作进一步的探索。 一 “民主和平论”的基本观点是：“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者不容易相互开战，当它们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时，它们很少以武力相威胁，而是能够通过自我克制、劝说和妥协，有效地解决矛盾和冲突。根据“民主和平论”主流派代表人物迈克尔·多依勒和布鲁斯·鲁塞特的解释，民主政制的特性是“民主国家之间不开战”的原因。在这里起作用的特性有二。一是“体制的约束”。其内容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主政制的“制衡性”，民主政制的选举制度迫使政府领袖在制订政策时考虑到民意。国民要为战争付出血和财产的代价，如果这个代价太高的话，行政官员就会在下次选举中落选。另一方面，是民主制度下政策制订的多元性。国家重大的决策，譬如说发动对外战争，要在国会中进行公开讨论，要听取公众的意见，不能由政府一家说了算。因此，决策的多元性可以避免政府轻率地发动战争。民主政制的另一个特征是“民主规范和文化”。“民主规范和文化”指的是一种价值观念。它来自民主思想的教化。它包含的内容是广泛的。它对于“民主和平论”的含义是，“民主国家”之间由于共同的民主观念而相互尊敬，相互“感知”。这种规范使“民主国家”之间容易相互忍让并达成妥协，使矛盾化解在萌芽中。 “民主和平论”的立论根据有二，一是理论推导，二是经验证据，但这两方面似乎都存在不少牵强之处。从理论上看，对于“民主国家”缺乏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定义，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整个理论的可信度。这一点，已有不少人进行过论述。由于缺乏确定的定义，对于哪些国家应该纳入“民主国家”的范畴也就难以统一了。 戴维·斯皮罗对于统计学上的证据是否有意义表示了极大的怀疑。戴维·斯皮罗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本来“民主和平论”就由于历史上的种种“例外”情况使其经验证据缺乏稳固性，福山的“非线性变化论”更增加了“民主国家”定义的随意性，动摇了其结论的说服力。如果两个原来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的国家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只要把它们中的一个或两个排除于“民主国家”的行列之外就行了。你今天不打仗，你就是民主国家，你明天打仗了，你就不再是民主国家，后天你重新回到和平的道路上来，你就又是民主国家了。这样，将原因与结果一颠倒，“民主国家之间不开战”的结论便永远是正确的。这种印象还不只是反映在福山一家的理论中。 “民主和平论”对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的。福山也是一个“民主和平论”者，但他对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解释与迈克尔·多依勒及布鲁斯·鲁塞特等人不一样。他认为在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产生之前，所有的政府都建立在某种贵族地位和奴役的基础上。这种基础产生了主人的地位要求被承认的欲望。以这种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也寻求被别的国家承认。这个过程是没有逻辑的终点的，直到取得世界的统治权为止。法国革命后产生的自由民主废除了贵族地位和奴役，以普遍的合理承认代替了过去奴隶对主人的承认。这种被承认的欲望在国内得到了满足，不需要通过帝国主义政策来完成。这样的国家能够与那些它们认为没有合法性的国家打仗，却不会与那些它们尊重其合法性的国家打仗。[①a] 福山的“渴望承认论”的说服力应该说还不及多依勒根据康德的理论推导出的“体制约束论”。“民主政制”下三权分立对政府的“制衡”作用，重大政策决策的多元性，对于防止轻率的战争、降低战争爆发的机率会有一定作用，但是却不能完全消除战争的可能性，包括“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公众一旦被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时，无论是“体制约束”或“多元决策”都不能防止战争。这里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政府投入战争，正如克里斯托弗·莱恩指出的：“民主国家的舆论并不是阻止战争的因素，例如1898年，正是公众的舆论驱动着不情愿的麦金利政府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1914年的战争是由英国和法国的热情的公众舆论策动起来的”。[②a]另一种可能是，政府和国家领袖利用人民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或者通过官方掌握的舆论工具煽动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使公众支持政府策动的战争。这样的例子更是俯拾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意大利、日本、德国的统治者就成功地煽动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国家和人民卷入侵略战争的旋涡。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发生的各种战争，参战的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或是非“民主国家”，政府在进行战争动员时，很少有不高举民族利益的大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