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近年来，东欧各国政治力量的组合发生重大变化。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迅速抬头，而这些原先是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的崛起，并不是共产党的东山再起。造成东欧“左翼”崛起“联动效应”的深层原因主要是右翼执政时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左翼”党派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纲领和政策，选民的情绪和选择的变化有利于“左翼”，外部因素对“左翼”的崛起起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 东欧 “左翼” 崛起 原因 一、东欧“左翼”崛起的联动效应 时至1993年，东欧各国政治力量的组合发生重大变化，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迅速抬头，右翼执政力量阵脚大乱。以波兰为突破口，社会民主党人乘势重新问鼎执政地位。这一现象迅速蔓延到其他东欧国家，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 1993年9月19日，波兰举行自1989年以来的第三次议会选举，以波兰社会民主党为主、由28个政党和团体组成的波兰民主左派联盟，在参众两院选举中各获37%的选票，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10月26日，由“民主左派联盟”和农民党组成的左翼联合政府成立，农民党领导人帕夫拉克任总理。1995年，波兰政坛进一步“左转”。在11月19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以51.72%的得票率在大选中获胜，当选波兰总统。 1994年5月，匈牙利社会党以高达54.15%的选票在议会大选中获胜，占有议席209席。7月，一个以社会党为主体、有自由民主者联盟参加的左右派联合政府宣告成立，社会党主席霍恩·久洛出任总理。 9月30日至10月1日，斯洛伐克共和国举行独立后的第一次全民选举，结果，梅恰尔领导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得34.96%的选票，在议会中占61席，为议会第一大党。12月，与工人联盟和民族党结成三党执政联盟，梅恰尔为政府总理。 12月18日，保加利亚举行剧变后的第三次议会选举，社会党得票43.5%，并与农民联盟“斯坦姆鲍利斯基派”、生态公开性俱乐部组成联合政府，1995年1月27日，新政府宣告成立，社会党主席维德诺夫就任总理。 在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政权实际上一直控制在由前共产党演变而来的社会民主党手里。 这样，在东欧诸国中，只有捷克和阿尔巴尼亚政权尚在右翼掌握中。[①]从总体上看，东欧国内政治风向又发生了重大变动。社会民主党的纷纷上台，标志着东欧各国政治经济转轨进程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造成“联动效应”的深层原因 早在1992年10月，在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人重新上台执政之初，美国报刊即认为，由于人们对向资本主义转变日益失望，才促使人们转而指望社会民主党人，并认为这给整个前苏东地区敲响了警钟。[②] 南著名学者米拉·马尔科维奇认为，左派重新执政并不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吸引人的纲领，而是因为右派政府的成绩太让投了他们赞成票的选民失望。[③] 波兰休克疗法的美国顾问、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认为，把东欧左翼党的复兴看成是因为市场改革过快和过于无情，以致人们怀念过去而致，是没有触及到事物本质的解释。他认为，东欧左派的崛起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东欧左翼党能为一些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服务，这些利益集团享受着广泛的国家福利，因而左翼党得到这些集团的支持。萨克斯认为，作为左派党选民基础的这些利益集团，主要是退休人员和农民。二是东欧左翼党继承了其过去的组织优势。[④] 1995年9月24日出版的美《行列》杂志的一篇文章认为，东欧前共产党人重新掌权的主要原因在于：选民普遍对生活现状感到沮丧和幻灭；政府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的出现；前共产党人有管理经济的经验；中右翼政府内的争吵和分裂。[⑤] 确实，东欧“左翼”上台并不偶然，总括起来讲，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右翼执政付出了巨大代价。右翼执政数年，许多诺言未能兑现，相反，却造成经济大幅度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转轨的社会代价过大。 1993年，波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产量比1989年的水平仍低18%和26.3%，农业产量比1990年减少13.1%，居民平均实际工资比1989年低25%，1/3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93年，工人的实际收入比改革前下降40%，农民情况更遭，这一比例达66%，而同时，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从80年代末占整个预算的18.7%下降到1993年的2.7%。到1993年底，波兰有280万失业大军，占整个劳动力的15.7%，其中1/3失业者为18至24岁的年轻人，在波兰49个省中有13个失业率超过20%。同时，成千上百万国家公务员仍依附于无效的公共部门，而政府限制他们的工资增长。在波兰，有900万人领取仅为平均工资70%的退休津贴。一些灾区的老人更是处于赤贫状态。[⑥]由于通货膨胀，职工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下降。1989年的月平均工资可购买1017个面包，或5000公升牛奶，或299张路程为200公里的火车票，或1600公升汽油。而1992年只能买597个面包，或800公升牛奶，或80张路程为200公里的火车票，或800公升汽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