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在约旦国王侯赛因斡旋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终于就希布伦问题的最后一个障碍——以色列军队从约旦河西岸乡村地区的最后撤军期限达成妥协。1月17日，巴以代表正式签署《希布伦协议》。中东和平进程在一波三折中终于又向前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一步走了一年 根据巴以1993年9月签署的《华盛顿原则宣言》，巴以和平进程在遵循一个三阶段的框架下进行。第一阶段，巴勒斯坦首先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杰里科镇实行自治；第二阶段，巴勒斯坦自治逐步、分阶段扩大到约旦河西岸阿拉伯人诸城市、希布伦以及整个约旦河西岸（不包括犹太人定居点）；第三阶段，在巴勒斯坦开始自治后的第三年，巴以将谈判解决巴自治区的最终地位问题、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等一系列难题。整个和平进程将在五年内完成。 1994年5月，巴勒斯坦开始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杰里科镇实行自治。1995年9月，巴以达成第二阶段自治协议，同年底以色列前工党政府总理佩雷斯提前完成从约旦河西岸除希布伦市外所有阿拉伯城市的撤军。根据协议，希布伦市以军的重新部署（撤出其中80%的城区）应该在1996年3月底前完成；在希布伦的以军完成重新部署后的半年内，以色列将逐步从约旦河西岸的广大乡村地区撤军。不幸的是，去年2月底3月初以色列境内发生一系列恐怖爆炸案，正忙于大选的佩雷斯政府宣布推迟从希布伦撤军。至此，希布伦问题被搁置了下来，等待以色列的大选。 去年6月，以色列大选后政府发生更迭。利库德集团领袖内塔尼亚胡上台后，改变前工党政府“土地换和平”的政策，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受挫，希布伦问题的谈判出现一波三折：（1）恢复谈判。去年9月下旬，巴以因“耶路撒冷隧道事件”发生近年来罕见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中东和平进程陷入空前危机，正忙于大选的美国克林顿政府不得不紧急干预。10月1日美、以、巴、约四方首脑会谈在华盛顿召开，各方就换救中东和平进程达成共识，并决定立即就希布伦问题展开持续会谈，直到达成协议。从10月6日开始，在美国特使罗斯的直接参与下，巴以恢复和谈。但是，由于内塔尼亚胡政府以“希布伦市犹太定居者的安全没有得到保证”为由，要求修改《奥斯陆协议》，重新谈判第二阶段协议中关于希布伦的条款，致使谈判久拖不决。去年10月下旬，罗斯无功而返。（2）基本达成一致。去年12月，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敦促下，当选连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再次派罗斯赴中东斡旋。年底消息传来，巴以就希布伦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协议签署在即。但是，由于内塔尼亚胡不愿根据协议规定以军撤出约旦河西岸乡村地区的时间，巴以首脑会晤的时间一拖再拖。在此情况下，巴以形势异常紧张，接连发生恐怖事件。（3）签署协议。1月12日，罗斯在谋求双方折衷妥协而无望后，准备返回美国。同一天，在各方面的关注下，约旦国王侯赛因亲自驾机对加沙和以色列进行访问，谈判终于峰回路转，在得到内塔尼亚胡的口头承诺后，巴以双方就希布伦协议后以色列军队继续重新部署达成妥协。1月17日，巴以代表正式签署《希布伦协议》。 《希布伦协议》——巴以和平进程中这小小的一步居然足足走了近一年的时间。 以方立场松动 以巴双方就希布伦问题的争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以色列军队撤出希布伦后的安全安排（如以军有无返回巴自治区追捕恐怖分子的权力、巴勒斯坦警察人数乃佩带武器类型、希布伦市城外制高点的控制、派遣国际观察员、开放市中心主要街道及阿拉伯人市场、易卜拉欣清真寺管理权等等）；以军从希布伦市及约旦河西岸乡村地区撤军的最后期限等。争执的实质是要不要、及如何执行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前政府达成的、已经以色列议会批准成为法律的《奥斯陆协议》。在巴勒斯坦方面坚持《奥斯陆协议》——具体体现为《华盛顿原则宣言》——不能修改的原则立场下，经过艰难的谈判，以色列收回了返回希市追捕逃犯、控制希市郊外制高点、不作继续撤军具体时间表承诺等要求，巴勒斯坦方面也作了适当让步，在协议中增加了一些“保证犹太定居者安全”的措施，并对以色列军队最后撤出约旦河西岸的期限作了妥协。 应该说，刚刚达成的《希布伦协议》与巴勒斯坦第二阶段自治协议中关于希布伦条款的主要内容是基本一致的，难怪以色列工党领袖佩雷斯攻击内塔尼亚胡白白浪费了半年的时间。显然，希布伦协议的达成是以色列右翼政府上台以来执行的强硬政策行不通而有所松动的结果。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立场开始松动的呢？ 首先，内塔尼亚胡不得不接受和平进程的现实。内塔尼亚胡上台之后，顽固坚持既定的强硬立场，甚至一度拒绝会见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但是，和平进程毕竟已成大势所趋，巴勒斯坦自治区也已成为现实存在，要使和平进程开倒车，不仅国际社会不答应、以色列的“战略后盾”美国不答应，以色列人民也不会答应。正是在内外压力下，内塔尼亚胡不得不接受现实，逐步松动强硬立场，先后几次与阿拉法特会面。其次，内塔尼亚胡政府日益感受到了局势失控的威胁。半年多来，由于以色列政府坚持强硬立场，中东和平进程一直陷于“危险的僵局”，阿以改善关系的步伐全面停顿，地区经济合作明显受阻。更为严重的是，和平进程的僵局大大刺激了阿、以双方内部的激进势力，极端分子蠢蠢欲动。继去年9月底巴以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之后，今年1月5日一名犹太极端分子（以军士兵）在希布伦向巴勒斯坦人群开枪扫射，1月9日特拉维夫又连续发生两起爆炸事件。局势的发展仍有随时爆发突发事变的可能。正是出于对危机局势的深刻认识促使内塔尼亚胡赶快采取行动。第三，以色列国内和平势力增长，内部矛盾上升，伴随前几年和平进程推进而来的以色列外国投资迅速增长的势头也日益受到消极影响。据以色列最新民意调查显示，49%的人不信任内塔尼亚胡总理，51%的人支持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继续撤军，绝大多数人对局势的爆炸性感到忧虑。国内民心所向，作为民选总理的内塔尼亚胡不能不考虑。第四，以色列外交形象受损，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包括欧、美的舆论都将和平进程僵局的责任归咎于以色列。显然，大选后的美国已经不能容忍中东和平进程继续陷于这种“让人提心吊胆的僵持状态”。以色列政府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外交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