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49年以来，随着东西方冷战形势的严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筹备及中国局势的变化，一个太平洋公约组织（Pacific Pact）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这个计划由最初的地区性安全防卫计划逐渐发展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抗中苏的反共联盟计划，经历了一个由筹划到失败的复杂演变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亚太战略的设计与实施；也可以了解亚太地区各国有关地区安全的基本考虑和利益关键。当然，太平洋公约组织的最后流产，也反映了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联日反华政策的失败。 关键词 太平洋公约组织 美国亚太战略 冷战 遏制 太平洋公约组织计划最早是由澳大利亚带头倡议的。基于美国与澳大利亚政府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良好的合作，1948年4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向澳大利亚议会阐述政府外交政策时，就提出了“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太平洋国家合作，作出适当的区域性安排，加强太平洋地区的安全”[①]的计划设想。1949年初，澳大利亚政府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美国政府表达了澳大利亚希望与美国通过“太平洋公约或其它地区性安排”，对这一地区承担长期义务。[②]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与新西兰就这一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共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战后积极倡议筹备太平洋公约组织的目的主要有三点：（1）摆脱英国的控制，谋求与美国结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本世纪初取得英联邦自治领的地位后，其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仍受英国的严密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受到了来自日本的严重威胁，而英国则由于实力的衰退而又被德国围困在英伦三岛之上，根本无法保卫它在太平洋上的自治领，这迫使澳新两国政府转而寻求美国的支持与保护。美澳新关系发展迅速。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安排，在欧洲及中东地区投入大量兵力和金钱，使澳新两国政府预感到有遭美国遗忘的危险，故一再倡议组建太平洋公约组织，以确保美国对澳新两国及整个亚太地区承担安全防卫义务；（2）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心和防范。自1947年以来，世界形势与日本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就世界形势而言，美苏两国间的冷战与对立加剧，美苏两国间在战时所形成的同盟关系陷入了完全分裂状态，美国开始以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的角度来重新估价自己的全球战略原则。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亚太战略，美国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计划是：通过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来对抗中国共产党人，并把国民党领导下的旧中国作为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盟友，去对付来自苏联和日本的威胁。然而，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却与美国愿望背道而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9月起，发动了对蒋统区的全面进攻，解放军在各主要战场的机动兵力已优势于国民党军队。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全力扶植的蒋家王朝的前途，已使许多美国政界和军界人士失去信心。为此，美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中国和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日本形势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到1947年春，美国军事占领日本的各项计划和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日本国内经济形势出现严重恶化的情况，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及日本国民对美国占领军的不满情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改变对日占领政策，把惩罚日本，彻底铲除法西斯军国主义，使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的目标改为了尽快把日本建成远东的反共堡垒。为此，美国制订了在经济上扶植日本；在军事上重新武装日本的战略计划。美国对日本政策的转变，日本的重整军备，自然引起了亚洲及太平洋周边国家的担心和警惕。作为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国土面临日军入侵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然要寻求美国的安全承诺和保护；（3）对苏联势力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所谓扩张感到恐惧和不安。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等处胜利发展都是苏联势力扩张的结果。为此它们也希望借助于美国的力量，阻止共产主义势力进入西南太平洋，进而威胁到自己的政权。 对于澳新政府要求建立太平洋公约组织的建议，美国并没有作出积极的响应。1949年5月1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份声明中明确表示：“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的缔结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其他地区安全关注的减少，但是正如我在好几个场合努力澄清的那样，美国最近不考虑参加除北大西洋公约以外的任何其他集体防务安排。”[③]美国的这一态度主要是基于欧洲是遏制苏联的重点，美国要首先处理好与欧洲盟国的战略关系的考虑；同时也是由于中国战局未定，美国仍需在亚洲采取观望政策的必然结果。 艾奇逊5月18日的声明，虽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感到了一点点受冷落的感觉，但并无强烈反应。而在战场上遭到决定性失败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却坐如针毡。国民党当局认为澳新政府所倡议的太平洋公约组织将会成为自己在国内战争中取得国际援助的一种手段，也是取得美国援助的最佳手段，因为美援只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提供。为此国民党当局为促进太平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极为热情，四处串连和奔跑，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1949年7月和8月，蒋介石亲率王世杰等人在尚未与美国事先协商通气的情况下，出访菲律宾和韩国等国家，就签订一个包括所有亚太地区非共产党国家在内的太平洋公约，组织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反共联盟等事宜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和韩国总统李承晚进行了协商，同时，代理外交部叶公超也通知当时已迁到广州的美国大使馆办事处，称中国对日政策已经变更，中国将支持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并希望美国支持建立太平洋公约组织，因为这会有利于国民党在中国的最后抵抗。[④]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授意举行各种摸底会，以观亚太各国对组建太平洋公约组织的意向与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