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盟环境税理论概述 环境税亦称生态税或绿色税，最早由发达国家开征。欧盟国家在工业化革命进程中生态环境遭致不同程度的破坏，政府亟须通过政策和经济手段分配环境资源和保持生态平衡，于是环境税理论应运而生。所谓环境税是将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而增加的社会成本，内化至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和价格中，通过市场手段来保护环境资源。广义的环境税包括与保护环境相关的各类税收，如环境税、资源税、汽油消费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能源税、废弃物税、废水税、噪声税等等，不一而足。有关环境税收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庇古税的提出。1912年，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用解决外部性的税收方法来解决保护环境的政策问题，即通过征收环境税(庇古税)，迫使厂商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Pigou,1912)。庇古认为，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导致了私人的最优而非社会的最优。为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应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纠正外部私人成本，使得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和利益等于相应的社会成本和利益。简单地讲，庇古税是以从量税的形式根据排放污染物的数量或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危害程度来确定污染排放者的纳税义务，并对之直接征收。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则为环境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依托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理论，他认为环境既有外部性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公共物品，因此，环境税是一种重要的环境政策手段(Marshell,1969)。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时至今日，欧盟国家有关环境税的研究日趋成熟完善，张会萍(2002)、周国川(2006)等总结了欧盟的环境税理论发展趋势，认为目前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环境税要素的研究。为了保证政府和公众能够接纳环境税政策，同时为了保证环境税实施的有效性，环境税征税对象的选择必须与污染源和污染排放量密切相关。为了增加透明度，在污染源和污染排放量难以确定和监测的情况下，应简化税基的确定方式。理论上的最优税率应能够使削减排放的私人边际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损失成本，从而实现社会成本的内在化，但种种因素的存在使之仅仅能停留在理论阶段。而可行的次优税率选择应根据环境保护目标来确定，并根据各种信息的变化即时作出调整。 二是对税收公平的研究。环境税产生的分配影响会增加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又是不同的，比如不同的收入群体、不同类型的家庭、不同的类型行业或企业、企业与家庭之间等等。政府需要针对不同的分配影响采取相应的补偿措施来减轻那些最受影响群体的税收负担，以实现更为有效的公平。 三是对环境税收入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环境税收入应专款专用，专门用于资助环境改善开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环境税款应使用在特定污染问题的特定群体上面，增加的环境税收入可以相应减少其他税收，来补贴那些受影响最为严重的群体。甚至也有观点认为环境税应与其他税收一样，是公共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可用于公共支出，比如减少政府赤字，而不必用于特定用途。所以，为了正确使用环境税款，使用方式的选择应综合考虑环境、社会、经济状况等多方面的机会成本(张会萍，2002)。 四是有关环境税收效应的研究。任何税收的首要职能是收入功能，环境税也不例外，除了对负外部性的纠正以外，环境税还可以增加公共财政收入。目前的部分工业化国家公共财政收入主要依赖所得税，但所得税的扭曲效应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和投资，因而有学者提出可以将所得税转化为不具备扭曲效应的环境税。这样既改善了环境质量同时又减少了额外的税收负担，此即环境税的“双赢效应”假设。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环境税的非环境收益性研究，比如所得税向环境税转化会减少对劳动力的税负，在实现更清洁的环境同时也能增加就业。 近年来低碳概念的提出，则将环境税和低碳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斯特恩认为气候变化归根到底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和财政的问题，社会要实现低碳发展，包括环境税在内的相关政策制度不可或缺(Nicholsa Stem,2006)。 二、欧盟各国环境税收实践的比较 (一)欧盟环境费税政策的一体化 欧盟各国在有关生态环境的税收政策制定上，经历了从简单的补偿成本收费，到有针对性地开征特定的环境税种，再到对税制的全面绿化改革的过程，历时一百余年。从早期庇古税的提出直至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此阶段基于“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环境税主要表现为收费形式。通过收费，由排污者承担监控排污行为的相关成本。主要种类有特定用途收费、用户费等等，属于环境税的雏形阶段。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欧盟各国开始实施环境(保护)税、资源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汽油消费税等，环境税种类日益增多，征收目的主要考虑了环境资源的分配和收入功能。90年代中期至今则是环境税制度的迅速发展时期。近年来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紧张的形势，实现减少碳排放的目标，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制定了以低碳为目标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战略行动，并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政策的调整：包括产业政策、能源政策、技术政策、贸易政策、财税政策等。为了推行有利于环保的财税政策，许多国家进行了综合的环境税制改革。如欧盟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现欧盟环境税费政策一体化改革，包括欧盟成员国的能源税改革、环境税费结构调整，建立税收减免和返还机制等。基于欧盟统一市场建设和环境保护与产品竞争力维护需要的原则，其环境税费以市场运作作为前提和基础。其税率费率的制定与环境资源的价值正向联系。欧盟税费一体化的基础基于环境标准和管理的一体化，早期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政策差异较大，阻碍了正常贸易，为消除影响，当时欧盟环境政策的主要议题就是环境标准一体化，1971～1976年的第一期环境行动项目涉及固体废弃物和污水排放为各成员国的环境质量标准和管理提供了框架性的指引。尽管起草者和建议者欧盟委员会并没有方案的决策权和实施权，但是却对欧盟环境政策一体化产生了深远影响。80年代欧盟环境税费的主要特点就是要求各成员国建立限制空气污染物排放的税费政策。由于国情不同，在具体费税政策方面，各成员国并不相同，总的来说，差别收费和多重征税制度是欧盟环境税费政策的最大特色。90年代欧盟重点对现有政策进行审查和修订’，加强政策发展方向一体化的协同。欧盟环境政策战略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建立一体化环境政策框架，来协调欧盟各成员国绿色税费的改革和调整，这对环境标准制定的影响很大，也推动着新手段的开发和运用，促使不同部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环境政策更加协调。欧盟环境政策的创新包括欧盟整体层次与欧盟国家层次，欧盟整体层次的环境政策创新仅具有指引和协调的作用，所采用的标准是下限标准，即各成员国排放标准和收费(税)标准最低不能低于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指导性标准，并且最低标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修订并提高，以鼓励条件成熟的成员国执行更为严厉的环境标准，同时给条件尚未成熟的成员国时间上的缓冲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