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学领域里，乃至整个当前的中国社会学界中，刘世定教授都显得那么独特：他是经济学出身，师从于光远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交游甚广，有着非常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却又偏爱直面中国的社会问题，喜欢田野调查，因此长期栖身推崇实地调查的社会学界，其离开中国社科院后，二十年来一直任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1年春季他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本科生课程“经济社会学”，笔者曾有幸当他这门课程的助教多次，感觉这门课程常听常新，每次都有新的收获。最近他的《经济社会学》出版，虽然封面题为“编著”，其实字里行间无一处不体现出其著述之心裁。最近细读这本书，不禁又有些新的收获和感慨。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评述刘世定的这部著作，我会说：它呈献给世人的是经济社会分析的一个基础性框架和体系。如果要细数和评论其特色的话，我希望能够从其“心神”、“组织”、“血脉”三个层面加以阐述。最后，以助推其尽善尽美之心态，笔者也尝试指出该书存在的一点疑似的“瑕疵”，供作者参考。 一、“心神”或《经济社会学》的对象与主题 所谓“心神”，这里类比的是一部著作的研究对象与主题。 我们都知道，对于人来说，心神是异常重要的。心神好，往往能够统摄四肢百骸，将整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都调动起来，强身健体，百毒不侵。同样地，对于一部著作，特别是教材类著作而言，明确其研究对象与主题也有聚精会神，凝神静气之功效。 就明示的部分而言，刘世定教授在《经济社会学》的对象与主题问题上，阐述得不能算特别理想。在回顾了各种对“经济社会学”的界定之后，作者认为经济社会学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很强的学科，从而提出了他的“对有关知识加以集成”的想法：“在本书中，我们对经济社会学做这样的概括性描述：经济社会学是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学科，它试图对包括市场组织在内的诸种社会组织，对包括追求货币收入目标和其他目标在内的行为，对包括经济增长（衰退）和其他社会现象在内的社会运行状态做系统的分析和解释；在分析和解释中，它力求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传统假设和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假设和分析工具。”① 对于这种集成式的对“经济社会学”的初步界定，作者作出的解释是：与科学活动中追求对概念界定的严谨性不同，“学科的建构是一个集成过程……在学科建构中，内容的取舍以便于系统表达为原则。这时对学科对象、范围只要有一个大致的界定就可以了……被集成的素材在不断变化，因此，学科边界势必是游移的、模糊的。刻意追求学科范围的精确性，甚至就此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是在做学术无用功，徒劳无益”②。 以上是仅就《经济社会学》的对象与主题，刘世定教授明示的部分而言。就其非明示的的部分，如果统观全书，人们不难发现作者赋予了《经济社会学》特定的“心神”，这种“心神”也是导致沈原教授在全书的《序》中称刘世定教授为“经济学的经济社会学”路线的代表人物之所在。 以笔者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了解，尝试在此提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主题。鉴于笔者受教于刘世定教授多年（事实上现在仍然如此），这一对象与主题的理解应该能够表达出刘世定《经济社会学》一书之“心神”的隐而未彰的真实想法。 按照笔者的理解，经济学是现实条件下，研究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学科，研究人们如何进行“最大化”选择的学问；社会学是现实条件下，研究社会公正如何实现的学科，研究人们如何不能“最大化”选择的学问。这样，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现实条件下，研究资源优化配置与社会公正实现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 基于以上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理解，经济社会学因此也就有了比较重要的四大研究主题：（1）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的社会公正实现（或不能实现）问题；（2）社会公正实现过程中的资源优化（或不能优化）配置问题；（3）关系网络、社会结构、制度组织或者社会共同认知与信念（或特定时期关于博弈将如何进行的共同信念）对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公正实现过程的影响；（4）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公正实现过程对关系网络、社会结构、制度组织或者社会共同认知与信念的影响。 笔者以这样的经济社会学的“心神观”来看待刘世定的《经济社会学》也许并不全面，但却自信是大体正确的。在《经济社会学》一书中，几乎时时处处都涉及资源优化配置与社会公正实现之间关系这一“主旋律”。 比如说，在第一章若干基本概念中，作者就强调了“资源稀缺性”、“效用最大化”、“他人状况直接影响个人效用”、“有限社会化”、“制度的激励作用”、“社会均衡”等概念，这些概念有些偏向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有些偏向社会公正实现问题。而在将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具体的探讨中，资源优化配置与社会公正实现之间的关系也就凸显出来了。比如，他指出，“社会均衡的实现，并不一定就是社会最优的实现”③等等。 又比如说，在第十五章“制度变迁”中，作者花了较大篇幅来介绍制度变迁中的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在这里，作者下了这样的断语：“显然，凡是走出‘囚徒困境’而实现了当事者更大利益的制度变迁，都是帕累托改进式的变迁。”④与此同时，作者又指出：“假定个人对他人状况的变化——不论是与自己收益的绝对差异变化还是相对比率变化——都高度敏感，并且他人收益的变化给个人效用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假定个人效用函数不同，那么，即使在个人收益平均的起点上令每个人的收益都平均得到增长，也无法实现帕累托改进，因为总会有人感觉自己的相对状况变差了。”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