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互构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理论新视角 政治社会化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系统通过影响民众的政治思想与态度来维护自身政治秩序和稳定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民主社会动员公民政治参与，促进社会政治系统变革的重要路径。西方早期的政治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密尔等人的著作中，都不乏关于政治社会化的论述。他们均高度重视政治秩序的稳固，认为政治系统要维持其统治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使其社会成员接受并形成合乎统治阶级要求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信念。在传统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随着二十世纪中期西方社会秩序问题的涌现，一批政治学研究者，如伊斯顿（David Easton）、海曼（Herbert H.Hyman）、赫斯（Robert D.Hess）、格林斯坦（Fred I.Greenstein）、丹尼斯（Jack Dennis）、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斯通（William F.Stone）等，将目光集聚到了公民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问题上，正式提出了“政治社会化”这一学术用语，并围绕该主题开展了大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①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政治社会化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领域中一门颇具规模、影响较大的新型分支学科，积累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从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者们在其著作中明确表达出来或实际隐含的理论、命题和假设来看，可以根据他们对“谁为政治社会化主体”这一问题的答案，将西方传统政治社会化研究划分为系统论与建构论两种研究范式，前者将政治系统视为政治社会化的主导者，而后者则认为政治社会化完全是个人的建构。两种研究模式随着西方社会的现实变迁、学术思潮的涌动在不同时期展示出了或轮番上场，或相互交织的状态，在对立与交融中共同构建了传统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理论大厦。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变迁与组织结构的转型，中国社会日益呈现出了差异化、多元化、多样化的特征，面临着如何将越来越离散的个人重新整合于公共秩序之中的问题。因此，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研究者就开始了对政治社会化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大学生作为思想和行为都最为活跃的知识青年群体，其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直接关联着政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方向，也因之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群体。但总体来看，我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特别是对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水平还较低。在研究内容方面，基本上都是公式化地介绍或探讨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功能、途径等问题，而对个人政治社会化的机制、过程、与政治系统的互动、现状等问题还研究得很少；在研究方法方面，多停留于单纯的理论阐述，多从应然的角度看问题，普遍存在重规范分析轻经验研究、重定性分析轻定量研究的倾向，还缺乏比较分析、系统结构分析等，严重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与质量；研究视角方面，基本采取结构论的模式，重视各种政治教育机构对个人的政治影响研究，而忽视个人的主观建构过程、特点等方面的研究，更缺乏政治系统与个人的互动性研究；研究的视野方面，很少有研究者将政治社会化问题放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信息化、全球化等更为宏观的环境中进行研究。 鉴于我国政治社会化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在深入总结西方传统政治社会化研究模式之利弊的基础之上，我们选择了应中国新型现代性而生的社会互构论为基本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视野，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社会互构论”是由郑杭生教授与其学术团队成员杨敏教授在反思西方旧式现代性及西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以中国社会转型表现出来的新型现代性特征为现实依据而提出的最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社会互构论”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突破和超越了西方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僵死的、静态的、绝对的二元对立的理解，认为“个人”和“社会”同属于人类生活的共同过程，表征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双重性，二者之间是互构与谐变的关系。② 我们认为，政治社会化从本质上来看，正是个人与社会关系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化。社会互构论作为当前最前沿的基础社会学理论，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特别是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能为我们观察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现象提供更辩证的视角和更宽广的视野，从根本上避免政治社会化研究在“系统论”与“建构论”之间游移的困境和怪圈，真正实现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本土化。正是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从自己收集到的第一手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的经验调查资料中，看到了在传统社会化理论视野下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获得了不少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新认识。 本文以对北京市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③，所有数据均来自笔者所承担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科建设重大攻关项目“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研究”项目。项目共分五个分项调查，每个调查单独设计问卷并单独施测。所有调查在确定样本容量时，将置信度设定为95%，允许抽样误差控制在3.0%。首先通过抽签方式从北京市的高校中随机抽取6-12所学校，然后在每所学校确定4名左右调查员实施调查。由于该项目研究主要涉及的是政治定向与政治参与，如果从学校官方渠道发放问卷或者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会让被调查者产生思想顾忌，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因此，调查员都是通过进入宿舍调查的方式发放问卷，让被调查者尽量在自然的环境自由地填答问卷，大约半小时之后调查员再返回学生宿舍回收问卷（具体信息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