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经验研究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研究有两个目标：一是认识事物的特征、性质及其存在和变化的规律；二是通过对具体对象的研究进行理论提炼，概括出普遍性的概念和命题。进行中国农村研究，既要认识中国农村基本特征和性质，还可以透过具体的乡村实践来进行理论建构。这二者并不一定是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目标的研究可看做是经验研究，以后者为基本目标的研究可称之为理论研究。 持经验研究立场的学者，研究农村人口、文化、家庭、政治、经济等等纷繁复杂的社会事物，是为了建立关于中国农村相对全面立体完整准确的图景，即回答“中国农村是什么”和“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经验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最重要传统之一。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研究中，综合学派偏重理论研究，而社区学派则将认识中国农村的性质作为学术研究的首要目标。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作序时，指出了费孝通经验研究的学术旨趣，“他还希望终有一日将自己的和同行的著作综合起来，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①费孝通自己也曾明确表示，他的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了解中国社会”，而不是如同某些西方人类学者“把它作为表演才华的戏台，或者是更平易一些，是一种智力的操练或游戏，或竟是生活中的消遣”。② 理论研究者在进行中国农村研究时，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农村”是研究的场所，农村是其表述理论的材料，研究成果是为了生产出抽象的概念和命题。这样的研究旨趣，目的不是认识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而是为了进行一般社会理论建构。持此研究旨趣者，算不上真正的农村研究者。 在对同样的农村现象进行研究时，由于旨趣不同，研究成果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如林耀华和弗里德曼都研究了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分别写出了《义序的宗族》和《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林耀华的研究可以看做是经验研究，因为他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向读者展示宗族组织的结构、形态，是为了认识宗族这种具体的社会事物；而弗里德曼的研究则是理论研究，因为在弗里德曼那里，“宗族范式只是他的切入点，而不是他研究的目的”③，弗里德曼本人只是希望借助研究中国“这个有国家的社会同样存在宗族”的现象，来反思和修正西方人类学在非洲部落研究中提出的“宗族”理论。弗里德曼分析中国东南社会的宗族组织与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族组织的材料，是为了提炼作为亲属制度和社会组织模式的抽象“宗族”理论。林耀华的目的是透过具体的义序宗族组织，来认识中国南方农村的宗族的特征、性质和规律，其笔下的“宗族”是具体的社会事物。 上述哪一种研究取向更可取呢？这要看我们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看。有些学者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具有普遍性，因此，中国学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引入西方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进行应用性研究，而所谓的理论创新，也仅仅是对西方理论和方法进行修补。持此立场者，多数走上了理论研究的道路，因为他们认为学术的目的就是提炼出一般性的抽象理论。而持经验研究立场者，认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作为研究对象，不是表述理论的载体，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性质和规律才是研究的首要目的。 早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处境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就有较强的实践性格。马克思主义学者、乡建学派和社区学派的学者们，做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探索民族的出路，而不是进行“智力游戏”，他们的问题意识是从现实中来，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中来的。这种经验研究传统，在当代社会科学重建以后，反而有走向衰落的趋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当代社会科学者做研究时的问题意识来源从改造社会转向了理论体系，很多学者选题的目的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理解，而是为了修正某个理论、提出某个概念。 笔者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十分关注中国农村建设问题，其研究常被误解为是学术性不强的政策研究，这是失之偏颇的。这些批评者多数是站在理论研究的立场上，并不真正理解我们的经验研究路径。我们从事中国农村研究，首要目的是为了认识中国农村，但是我们是否反对在农村研究中提出理论呢？当然不是。 二、什么是农村研究中的经验 在研究中，我们非常重视经验的重要性，提出了经验本位的研究方法，强调经验的质感。什么是农村研究中的经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简单谈一点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对现象的认识，也可称为现象性认识；二是透过事物的表象，把握事物特性及其存在和发展的规律，目的是认识事物的性质，可以称之为经验性认识；三是超越事物本身，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和命题的认识，可以称之为理论性认识。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上的认识，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获得的是关于事物的偶然、片面的知识；而第三个层面上的知识，超越了研究对象本身，获得的是抽象的社会理论。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调查（不是社会学调查）所获得的认识，一般是第一层面的知识，很多新闻报道也是这个层面的知识。而上文所言的理论研究，目标则是获得第三个层面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