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按语： 农村研究有两个目标，一是认识中国农村，进而认识整个中国，二是建立具有本土契合性和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理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照搬既有的成熟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解释具有相当独特性和变动性的中国经验，很难正确认识中国农村。因此，研究者应当以开放的学术胸怀和敏锐的经验感知力深入到热火朝天的中国实践中去，有主体性地吸收成熟理论，在经验与理论的反复穿梭中逐步提升理论抽象程度，在此过程中要容许和忍受理论的粗放和不成熟，通过不断的学术积累与接力，逐步建立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这是“华中乡土派”从事农村研究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形成了一些积累，准备以学术笔谈的形式进行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和展示，主要包括乡村社会性质、农民心理与行为逻辑、农民生活与意义世界、乡村治理机制、国家与农民关系、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经济、经验研究方法等10多组笔谈。我们期待着与学界同仁就此展开热烈的、开放性的讨论，协力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繁荣、大发展。 本组关于经验研究方法的笔谈，试图阐述“华中乡土派”研究方法与学术训练模式。经过多年实践摸索，我们逐步形成了一些对经验研究颇具特色的共识。我们认为，从事中国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形成经验的质感，而形成经验质感的最好办法是进行饱和的经验训练。进行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我们称之为“饱和经验法”。它既是从事经验研究的具体方法，又是训练研究能力的基本方法。笔谈的第一篇文章是对“饱和经验法”的总体性阐述，其他几篇则是角度各异的深入讨论。这组笔谈的撰写者多是毕业不久的青年博士，他们都已按“饱和经验法”完成了基本的经验训练，开始进入专业研究阶段。从他们的体悟本身以及体悟的内容中也可管窥该方法的内涵与品格。我们愿意说，“饱和经验法”同这个年轻的研究群体一样，仍处于蓬勃的成长过程中。 华中从事村治研究的学者对经验研究一直具有强烈的偏向。早在1980年代，华中村治研究的开创者张厚安教授即提出要“理论务农”，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三个面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华中村治研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徐勇教授在1990年代提出村治研究要“三实”，即“实际、实证、实验”的研究风格；2002年华中村治学者在《浙江学刊》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①一文，提出“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三大研究原则。 2004年以后，华中村治学者内部发生分裂，以贺雪峰、吴毅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移师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徐勇、项继权为代表的学者继续留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12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由此在武汉地区形成了有一定张力又良性竞争的村治研究学人群体。两派学者均高举经验研究的旗帜，立志扎根中国乡土，做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相对来讲，因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费充足，条件优越，研究人员众多，而在武汉地区村治研究中占据体制位置，是武汉村治研究的正规军。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要依托政治学一级学科，因此其学者更多活跃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系新创办，白手起家，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华中科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要依托社会学一级学科，因此其学者更多活跃在社会学研究领域。 最近数年，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村治研究学者都致力于农村经验研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两校村治学者都连年组织大规模农村调查。其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百村十年”调查为主要平台，每年动员数以百计的本科生、研究生到农村调研。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则自2007年以来，每年都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调研”，仅每年暑假集体调研规模即超过百人，一般同时在多省数十个村开展驻村调查。农村调查既是搜集研究资料的过程，又是培养人的过程，近年来，两校村治研究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均取得了不俗成绩。值得一提的是，两校村治学者开展的大规模农村调查有细微却极其重要的差异，即华中师范大学因为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体制资源多，科研任务重，调查具有比较强的搜集研究资料的目的，也是因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每年寒暑假都要向社会招募调查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既无体制资源，也几乎没有课题任务，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训练研究生，很少有搜集研究资料的目的。也是因此，武汉村治学者的经验研究目前已有比较大的差异。以下，笔者主要讨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对经验研究的认识和进行经验研究的方法。以中心为基地的村治研究学者群又被称为“华中乡土派”，因此，本文即试图对华中乡土派经验研究进行一定的总结提炼。华中乡土派强调以大量深入的驻村调查来形成经验质感。以形成经验质感为目的的进行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我们称为“饱和经验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