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有一宗迷案，便是《世說新語》記録的東晋初丞相王導過江之後所談“三理”的解釋問題。王導（276-339），字茂弘，東晋初年的大臣，在東晋歷仕晋元帝、晋明帝和晋成帝三代，任太傅、丞相，是東晋政權的奠基者之一。不僅如此，王導也是兩晋時期玄學與清談的重要人物，與名士深相交納。《世說新語·文學》記載：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① 《世說新語》此條可見于國內思想史、美學史以及各類文化研究專著等著作之中，對此條目的多次援引與說明，表明歷代學者對它所具有的史學價值與以充分的重視與肯定。但觀察其援引目的，則多數將此條作爲一條論據來佐證文章內容。如侯外廬先生等著《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玄學思想的階級根源》一節中對三理有相應的論述②，李澤厚先生的《中國美學史》用《世說新語》這段話作爲嵇康《聲無哀樂論》的引入③，再如田餘慶先生的《東晋門閥政治》談及東晋永和玄學概况時對此也有所引用④，這些論著在相應的領域內都是比較經典與權威的文獻。另外，在其他一些相關論文中的引用也是比較常見的。可是從深入來看，這些文獻關于“過江”此條其中所反映的有關王導在選擇題目上的意圖，題目本身與現實背景之間的關聯以及它所反映的有關玄學、政治學等折射出的多方面問題略于綜合考辨，因而，這一迷團仍然存在于現有的研究領域之中，值得我們深入探討。本文試圖就這一難題進行分析與論述。 一、王導談玄的時代與家族背景 玄學與清談始于魏齊王曹芳統治的正始年代，後世稱作正始之音，在西晋末年盛行一時，代表人物爲王導的族兄王衍⑤，魏晋玄學是一種特定的融天道人生與政治哲學爲一體的思想體系，以舉本統末，協調名教與自然關係爲特點。而王導在過江之後好談玄學，將三理作爲談中樞機，與他所處的東晋特定情勢相關，也標誌著玄學與清談在東晋的嬗變。 西晋末年繼“八王之亂”之後，又發生了“五胡亂華”。永嘉元年（307）九月，司馬睿偕王導渡江至建鄴，晋室政治中心，自此逐漸南移江左。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指出：“此蓋自初平以來，久經喪亂，民力雕弊，朝廷紀綱，亦極頽敗，其力不復能戡定北方，而僅足退守南方以自保，大勢所趨，非一人一事之咎。”⑥陳寅恪先生在《述東晋王導之功業》一文中指出：“至南來北人之上層社會階級本爲住居洛陽及其近旁之士大夫集團，在當時政治上尤其在文化上有最高之地位，晋之司馬氏皇室既捨舊日之首都洛陽，遷于江左之新都建業，則此與政治中心最有關係之集團自然隨司馬氏皇室，移居新政治中心之首都及其近旁之地。王導之流即此集團之人物，當時所謂‘過江名士’者是也。”⑦顯然，“過江名士”已經成爲一個歷史現象及以王導爲首這類人物的代名詞。 東晋建立的初期，江東政局的確極不穩定。當時中原已被匈奴和石羯所占據，江東本是孫吳舊壤，根本不願意接受這個來自北方的新政權，吳會人士對南渡人士仍然抱著敵視的態度。《世說新語箋疏·方正》篇有這樣一段記載：“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熏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⑧王導爲了結援吳人，期冀儘快融入吳地當權勢力圈之中，却被吳人毫不客氣地以文化差异之由拒之門外。又《晋書·王導傳》載：“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⑨元帝與王導等衆北來士族過江左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尷尬局面，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南人對北方人士頗深的偏見。義興的士族周氏甚至企圖殺掉來自北方的官員並代之以南人。《晋書》載：“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馭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潜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扎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于廣德以應之。”⑩雖然由于周札的反對與告發而政變未遂，但吳地舊族對東晋政權的敵視是十分明顯的。這種狀况使新帝司馬睿和王導憂心忡忡。 面對此種內憂外患的複雜政治局面，過江後初任丞相的王導却倡導衆人清談不輟（11），這其中顯然含有深意。陳寅恪先生在《述東晋王導之功業》一文中肯定：“江左之所以能立國歷五朝之久，內安外壤者，即由于此。若僅就斯點立論，導自可稱爲民族之大功臣，其子孫亦得與東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同其廢興。豈偶然哉！”（12）王導作爲東晋政治與文化重鎮，他之“止道三理”，决非個人興趣所在，而是當時東晋過江後的各種現實因素在文化心理上的折射。要解析這種獨特之話語情狀，必須對這種情勢與背景作全面的回顧與分析：首先前面指出，東晋政局不穩，急需一個統一思想來籠絡南北人心。其次，南北士人在文化背景、生活習慣、言談方式等都有較大的差异，怎樣在“寄人國土”的情况下，從各個方面彌補南北雙方之間的縫隙，需要一個突破點，即發展共同的利益愛好與談題是關鍵。 我們知道，玄談是魏晋時期士大夫最重要的交游活動之一。宗白華先生在《論世說新語和晋人的美》附《清談與析理》一文中指出：“被後世詬病的魏晋人的清談，本是産生于探求玄理的動機。王導稱之爲‘共談析理’，嵇康《琴賦》裏說：‘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析理’須有邏輯的頭腦，理智的良心的探求真理的熱忱。”（13）而“論天人之際”當是魏晋人“共談析理”的最後目標。賀昌群先生指出：“由王弼而至于向秀、郭象、張湛、韓康伯，始貫通天道人事與政治爲一體，漢代王霸政治之說，乃得歸入于玄學本體論中，通哲學于政治之實踐，納政治于哲學之精微，在中國民族文化史上成一偉大崇高之思想體系，氣象萬千，而精義入神，此中華之所以爲泱泱大國也。”（14）賀昌群先生追溯了漢以來統治者的相關政治策略，分析自古儒道法術之政治理論的特點與實踐之利弊，最終指出，魏晋人是通過對天道人事的積極思考，從而給出世人對政治哲學理論探索的新思路與新方向。他對魏晋玄學政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最後甚至發出對世人誤解之深的質問：“魏晋清談之本旨，豈徒游戲玄虛離人生之實際而不切于事情也哉？”（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