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3)04-0017-15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①，如此要求源于共产党城市管理经验的匮乏。相较而言，对工作重心一直放在乡村的共产党来说，农村管理应该驾轻就熟，至少不会像城市那样要迫切学习。不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策选择，却显示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建设对基层干部而言同样是个新课题。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有“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的责任②，责任的落实当然有赖乡村干部的支持。但建国初不少乡村干部对集体化的认识并不清晰，东北甚至出现了党员雇工、村干部对互助合作一知半解的情形③。 现实认识与集体化方向的距离，说明乡村干部集体化观念的养成同样要教育培训。1951年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各地“培养并有分寸地奖励生产的积极分子和技术能手，训练生产小组组长”，举办一些“必需的干部训练班”④。农业部《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情况》中，训练班被视为互助组巩固提高的重要方法，并以黑龙江半年训练6万互助组长的例子来说明⑤。有此经验，农业部也将干部训练视作三五年内组织起来的保证，主张“每年应按季节由县区政府分小区训练互助组长和互助组的积极分子”⑥。政务院1952年初颁布的农业生产决定，也明确要求各地“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训练与培养合作互助运动中的骨干”⑦。1953年12月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亦强调，“地委、县委和有条件的区委应该充分利用农闲时间，有计划地开办互助合作的短期训练班，从群众中挑选具有公正和能干两个条件的积极分子来充当学员，以便训练出更多的领导骨干”⑧。 训练班广受重视，表明其在干部集体化观念形成中的重要性。不过，目前的相关研究并未给予特别重视。近年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且渐趋细致，却始终未走出宏观政策梳理或微观政策执行叙述，囿于静态史书写，难见底层政策实践中的动态过程⑨。事实上，集体化中的干部训练，既表现了由上至下的集体化观念塑造要求，也体现了乡村对集体化的复杂态度，贯穿了集体化历史全程，是动态观察集体化进程的至佳媒介。本文立足皖西北，对集体化进程中的干部训练作初步分析，既呈现国家乡村改造诉求与乡村应对间的张力，亦能展示国家权力的乡村日常化进程。 一、社会主义方向教育：互助合作初期的干部训练 1952年7月16日，安徽省委出台了《关于大规模开办互助合作骨干训练工作的指示》，指示中的训练对象选择和训练内容安排，体现了省委以训练推动互助合作的诉求。指示要求训练对象除了已为骨干的“互助组长”，还要“吸收一批生产能手和区乡干部参加”，特别是“在空白乡村吸收生产积极分子参加尤为重要”。训练内容主要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互助合作政策及互助合作组织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如怎样当好互助组长，记工算账，农、副业结合，农闲为农忙做好准备，发动妇女等。”⑩显然，对空白乡村积极分子的训练，可在增强他们互助合作认知的同时，为即将大规模展开的运动储备人才，以训练来推动互助合作进程。 为贯彻省委要求，阜阳地委于8月9日组织了首期互助合作训练班。514名受训人员中，互助组长352人，积极分子4人，单干丰产农民5人，县区农协干部156人(11)。不过，当时阜阳常年互助组已有19573个(12)，仅352名组长受训，比例也仅为1.7％。比例偏低说明初期训练并非所有组长都能参加，只有那些表现积极者才有机会。对此，训练总结讲得十分清楚，“训练对象是参加省应战的互助组长、丰产模范和县区农协干部”(13)。应战组长或丰产代表，都是农业生产的佼佼者。尽管如此，思想摸底显示，这些积极分子对互助合作之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并不清楚。 凤台县互助组长朱运山谈及训练意义时指出：“那时组织互助是政府号召，不组织不管，为解决治淮劳力缺少的困难，谁也不知道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回可明白了。”蒙城白尚明也在班上检讨了本组的资本主义思想：“这两天讨论中我为什么不发言呢，听了耿政委的报告，一对照我组情况，办错了，不敢发言。现在我想通啦，俺组搞副业是跑行商，还放高利贷，春天放一块豆饼，麦后还一斗小麦，算来二年赚粮102担四斗，过去认为这是由穷变富的好办法，今天才知道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4)组长们的思想转变，一方面说明训练前的他们对社会主义懵懂，另一方面也说明训练可以强化他们的社会主义认识。不过受限于训练规模，地委训练班不可能成为乡村社会主义观念塑造的主渠道，真正的改变要依靠各县的普遍训练。地委训练班上的各县农协干部，就是在为接下来各县训练班的开设作准备。 地委垂范，各县举办训练班的热情颇高。8月16日至11月4日，临泉就连续办了七期训练班，集训学员9862名。虽然规模扩大了很多，但与地委训练对象的多层次不同，县里的对象主要是互助组长。但令组织者苦恼的是，这些走在社会主义前沿的积极分子，受训热情并不高，甚至有区乡干部认为训练影响生产。基层质疑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现实工作考虑。临泉训练时恰逢秋收农忙，区委领导认为开会不比农活重要，出现不少“因区委重视不够，动员工作差”的情形(15)。五、六期开班时，化集甚至派人到训练班诉苦：“光说叫来学习，场没造，芝麻没扒，豆子快要割了，粪还在家里放着，这怎能安心学习呢?”(16)有些虽未明确抵制，也采取了变通选择。七期训练班9862名学员中，冒名顶替者就有1037人，占总数的10.5％(17)。对此，训练组织者颇感无奈，只能接受现实。一期训练的590人中，只有陶庙冒名顶替的神婆被打发回去，其余都留下受训。但留下者依然满腹牢骚，替妻子而来的李治抱怨：“互助组长是我老婆，因最近家里忙于种棉花，打菜，我替她来开会，什么情况我都了解不清楚。”宋集程月英也说：“俺家种二亩花没有人抬，来时家里就不叫来。”(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