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K265.1；K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1-0152-06 中国共产党的反缠足运动向少受到学界关注①，本文以共产党政权存在时间较长、所控区域较为稳定的中央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华北根据地为考察对象，以时间为序，分阶段考察中共反缠足的思想依据。苏维埃时期，共产党一面彰显缠足的“封建束缚”特点，一面强调放足对“参战动员”和妇女解放的意义。抗日战争爆发后，除抗战、革命与生产动员外，缠足对妇女自身的影响，继续受到中共的关注。1945年，中共的反缠足运动逐渐与土改、生产及支前运动结合起来，放足最终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而非目的，即使是在以解放妇女为己任的妇女运动领导者眼中，亦复如此。 (一) 中共早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提出，全国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礼教束缚之中，过着娼妓似的生活”，因此党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1]这一思路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复，并且贯彻在后来进行的反缠足运动中。 苏维埃时期，中共将第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反封建”任务落实在各根据地的反缠足运动中。1930年乐安县委指出，放脚运动是七月份“反对封建压迫主要之一部分”。[2]1931年12月，万载县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也从“彻底铲除旧礼教的束缚”的角度倡导放足。[3]次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在苏区彻底废除包括缠足在内的“一切封建遗物及封建制度”。[4]1932年湘赣全省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议案中也提出，“铲除封建习俗”，“废除缠足等封建残余”。[5]不久，江西省苏区召集各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联席会议，又要求“特别加紧反封建斗争”，进行放足运动。[6] 除反封建外，中共对妇女“参战动员”的意义阐释，也是中央苏区反缠足的主要依据。1930年，乐安县委指出，缠足阻碍了扩大红军及妇女参加生产，“确实是对参战动员有联系的”。[7]两年前兴国县也“以争取广大妇女参加革命斗争”，提倡妇女放足。[8]1932年宁都县委制定的《妇女运动工作计划》中同样指出，缠足者“不能耕耘，无法生产，行路困难，不能参加很多重要的革命工作”，因此要“使每个妇女不能绑脚，已经绑了脚的实行放脚。”[9] 而妇女解放、男女平权这一自民国初年就甚嚣尘上的主张，也是中共倡导放足运动的个中之义。地处湘鄂赣地区的湖北通山县横石潭一位曾经的妇女委员在回忆1929年的放足运动时便说，放足是“革命妇女大翻身［时］提出的男女平权”的表现。②苏区教唱的《放脚歌》唱道：“想起旧社会，妇女真吃亏；骂你恶地主，梳头缠脚真正受痛苦，红军来领导，妇女翻了身，剪发放脚个个有好处。”[10] 在国民党加强对根据地的围剿后，苏区反缠足运动的策略稍有调整，更多地提倡小足妇女与大脚妇女一起参加生产，对小足妇女的放脚要求变得有些模糊。1932年10月16日江西省苏区各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是“大脚妇女要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小脚妇女也应帮助红军家属做其他各种事件”。[11]这一方针并未提及是否放脚的问题。次年，江西省女工农妇代表大会提出的提案中也说：提倡妇女参加生产，在大脚的地方组织生产委员会，请男同志来教会犁田、耙田，乡与乡、村与村竞赛；“脚小的地方应广泛的进行放脚运动”。[12]类似江西省女工农妇代表大会这样明确要求放脚的报导在这一时期的苏区报刊中相当少见，相反，更多的是中共热情洋溢地宣传各地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的情形。[13] (二) 1935年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陕北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共产党延续了中央苏区后期的策略，只言参加生产，基本不言放足。[14]直到1937年7月19日，苏区政府颁布禁止缠足的布告：妇女缠足是一种“野蛮的伤天害理的封建习惯”，放足是解除妇女身上的“锁链”。[15] 抗战爆发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陕甘宁边区的建立，中共中央在新形势下，确立了妇女运动的新任务：“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而争取男女平等，反对一切“封建束缚与压迫”仍然是妇女运动的总目标，“禁止缠足”再次成为对农村妇女的具体要求。[16] 新方针逐渐体现在各根据地的反缠足表达中，1939年晋察冀边区妇救会在呈请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通令各级政府严禁缠足的禁令中即说，“放足运动在解除妇女痛苦，协助目前抗战暨准备未来建国上，都有伟大意义”。[17]山东省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部长刘锦如在解释“为什么要提出放足”的问题时，“为了抗战”是她强调的第一原因，其次即是参加生产，“建设与巩固根据地”。[18]陕甘宁边区政府列举的缠足“罪行”，也强调缠足“实抗战建国中最大障碍之一”，且“障碍社会进步，危及未来人种康健”。[19]弱种这一自晚清以来的反缠足的重要依据③，在此得到重申。不过，这样的表述，在共产党的言说中相当少见。 而负有动员之责的基层放足组织则延续了苏维埃时期对妇女的“参战动员”策略，积极强调放足与“干革命”的关系。曾任放足委员的贺秀英回忆说，红军教唱的《放足歌》唱道：“人人来宣传，妇女们听一番，宣传话儿好好听，放脚闹革命”。[20]《新中华报》上一篇《放了足干革命》的文章曾生动地描述了基层妇女组织的放足宣传。一群妇女在放足组长孙二妈家开关于放足的会，大家围绕缠足谈论开来：缝衣队长说，不缠足，可顶半个大小伙子，什么事都能做；也有人说，现在兵荒马乱的，缠足要吃亏；石家老婆子则说，“我们祖世三代都是书香人家，可不要大脚媳妇，丢死人啦”。此言一出，立刻遭到其他人的反对，“世道不同了，管你书香笔香，日本来了谁也一样，放了足，好干革命”。在众人的批评下，石家老婆最后认可了大家说的话：“放了足，好干革命”。[21]这篇文章反映了不同的人对缠足的观念差异。每个人心目中脚(身体)的关联物是不同的，而从“书香”到“革命”的象征性变化，却是因为日本人来了所促成；以前身体要体现身份，现在身体要为干革命而改变，却很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