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3)06-0042-06 《解放》周刊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内和平局面初形奠定之时在延安创办的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1937年4月24日创刊，1941年8月31日终刊，历时4年零4个月又7天，共出版134期。铅印，16开杂志型。创刊初期为周刊，故称《解放》周刊，由解放周刊社负责编辑，中央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局(第21期起改为新华书店)对外发行。后因无法保证按周出版，从1938年1月第28期起改为半月刊，去掉周刊二字改称《解放》，解放周刊社随之改称解放社。但因其以周刊而成名，故时人在习惯上仍称之为《解放》周刊，并一直沿用至今。《解放》周刊先后开辟有时评(时事短评)、论著、翻译、通讯、文艺(创作)、学习指导、理论增刊、党内教育、学术研究等主要栏目，刊登有各类文献、新闻通讯、经验介绍和署名文章等1100余篇，是系统研究1937—1941年期间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共党建史必备的第一手珍贵史料。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适应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同时也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工作，中共决定创办一份可以公开发行全国的党报，用以指导全党开展抗战工作。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决定由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凯丰、王明组成新一届中央党报委员会，其职责是统管新华社、《新中华报》和中央印刷厂，并负责筹办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解放》周刊总负责人为张闻天，编辑主任为吴亮平，最初机构简单，编委人数较少。1941年3月，中央决定扩大《解放》编委，人数增加到8人，分别为洛甫(张闻天)、博古、亮平(吴亮平)、伯达(陈伯达)、一民(赵毅敏)、乔木(胡乔木)、蒋南翔，仍由洛甫负总责，亮平为编辑主任。② 《解放》周刊创刊时，延安出版条件很差，生产能力很低，印刷原料和设备十分欠缺。由于没有铸字设备，缺字太多，3月份已经排好版的创刊号被迫拖了一个月后才在4月24日正式出版。《解放》周刊创刊号至第16期的封面，共有8种版样，是由廖承志和朱光设计后用手工木刻出来的，套色印刷，非常精美。从第17期开始，改用毛泽东题写的刊名，但仍为木刻版。1937年9月13日第16期起改封面为报头，单色印刷(个别套红印刷)直到终刊。《解放》周刊虽为杂志型设计，但因其具有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性质，因此当时党内特别是高层习惯称之为《解放报》，在行文上也常用“《解放报》”或“《解放》报”表述。 创办《解放》周刊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块能够完全代表中共中央正式立场的舆论主阵地，及时、准确、有效地把党的抗日主张、政策和对时局的意见表达出来并传播出去。《解放》周刊正式出版之时正是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时期。刊物取名“解放”就是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是诚心诚意地要为实现中华民族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解放》周刊在创刊号至第4期封二上连续四次印有三个壮汉被沉重铁链和镣铐牢牢锁在一起的配图，寓意中国无产阶级、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已经处于帝国主义特别是法西斯强盗的奴役和压迫之下，失去了自由和尊严。同时，《解放》周刊创刊号和第2期封面上又都印有两个壮汉已经挣断铁链和镣铐的配图，寓意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不甘心就此失去自由和尊严，要勇敢地举起双手进行反抗，并最终获得了“解放”。配图还暗含只有全世界人民都像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一样勇敢地起来反抗，才能赢得全人类的最终“解放”。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和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周刊创刊伊始就得到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指导与支持。时任总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亲自出任《解放》周刊总编辑，在他领导下，编辑《解放》周刊成为当时中央宣传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毛泽东本人也非常关心《解放》周刊的编辑工作，对《解放》周刊每个时期的宣传要点都亲自进行指导。从第17期起，毛泽东为《解放》周刊题写了刊名。在纪念抗战一周年之际，毛泽东为《解放》周刊书写了封面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1]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规定《解放》周刊上重要的社论、评论和文章都要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朱德、刘少奇、王稼祥、任弼时、周恩来、博古、王明、凯丰等也十分关心《解放》周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他们不但撰写论文在《解放》周刊上发表，而且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宣传《解放》周刊，创造一切条件帮助《解放》周刊在全国各地进行翻印和出版发行。 《解放》周刊把传达和宣传中共中央决策、主张、对时局的意见与建议等作为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它刊登了每一重要时期中共中央的文件、决议、宣言、通电、指示等，因而为今天的学术研究留下大量珍贵原始史料。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对日抗战的准备阶段。《解放》周刊在创刊号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共愿捐前嫌、携手共赴国难的诚意。同时要求国民党改变独裁专制体制，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停止迫害爱国民主人士，给予民众真正的民主权利，切实进行抗战之准备。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在《解放》周刊第10期加页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七月八日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七月八日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等电》，最早发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呐喊，呼吁“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2]，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来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同时表示红军将士愿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追随二十九军为国效命，以达保卫国土之目的。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宣告和平已无可能，中国唯有抗战一途可走。8月22日至25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标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解放》周刊第15期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并从第15期起连续多期登载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放》周刊第18期以特载的形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份文献指出“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3]，新阶段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同时批评了国民党不给人民抗日救国民主权利的错误，指出国民党的抗战包含有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才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及所领导的民众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把自己变为全国抗战的核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解放》周刊出版了“扩大的六中全会专刊”(第57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同志书》、《论新阶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致蒋委员长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致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致八路军新四军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致日本共产党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致西班牙共产党中央电》、《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致各国共产党电》。这些文献证明，六中全会对抗日形势作出了新的论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局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1938年10月底，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和中共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微妙改变。在日本诱降政策之下，国内妥协投降势力重新抬头，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汪精卫公开叛逃降日，整个抗日阵营内反共逆流暗潮涌动。《解放》周刊第71期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第75、76期合刊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第87、88期合刊发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第98、99期合刊发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第111期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这些重要文献指出在抗日战略相持阶段，存在着严重的投降、分裂、倒退危险，号召爱国民众振奋民族精神，以达到“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4]之目的。《解放》周刊刊登的这些原始文献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始终高举团结抗日伟大旗帜，痛斥汉奸卖国贼的罪恶行径，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解放》周刊第124期刊发了《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怒斥“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5]是当局人员“挟其十年反共之成见”[5]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反共投降的准备步骤。谈话警告当局必须珍重合作，只有老老实实地做到中共开列的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否则搬起的石头必然会砸到自己的脚。同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解放》周刊第131、132期合刊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明确的判断，那就是“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6]宣言重申团结抗战之重要，相信“只要我们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