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9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3)05-0032-09 1946年1月17日下午3时，港岛皇后大道正是一片熙熙攘攘。日本统治3年零8个月之后，英国人兵不血刃重返这里，原本萧条的商业逐渐复苏起来。就在这喧闹繁华之中，一名身着制服的中国军官被香港警察带离一家名为“屈士文”的印度丝绸店——他被控偷窃。然而，围观的人群并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祖国将士遭港警殴打”的传闻四处扩散，愤怒的民众群集店家门口，砖头、石块纷纷掷向橱窗，当警方冲锋队赶来制止之时，商店已部分损毁。有民众因“妨害公共秩序”被警方带走，而部分民众仍围在商店门口“至晚不散”。这就是“屈士文事件”的历史现场。 “屈士文事件”善后波澜不惊，原始资料记载有限，学人遑论深究。然而，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这桩事件内涵颇深，折射出中英两国折冲之下香港社会的特殊政治生态。笔者以为，战后香港问题，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的不懈努力，一方面是香港本身政治演进的曲折辗转，在这背后，则是港人民族情感的激荡与宣泄和自身利益的权衡与取舍。而香港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的实质也并非“反抗港英殖民统治”这么简单笼统，香港民众正是在祖国与宗主国的夹缝中表达着自己的民族情感与利益诉求，而笔者的目的也正是试图借“屈士文事件”表达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香港自开埠以来，华人即遭受不公待遇，这几乎伴随着整个港英时期。直至1991年《香港人权法案条例》颁布，才有明确法律条文禁止种族歧视。①1941年12月，日军在短短18天内攻占香港，英军的溃败给当地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的3年又8个月中，香港的新统治者在肤色问题上大做文章，宣传机器竭力渲染欧洲人对亚洲人的歧视，以此粉饰日本对香港的奴役。日本的反英宣传固然是为了美化其侵略行径，但香港民众长期以来遭受异族歧视的痛苦和怨恨在一定程度上也得以宣泄。②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约10万中国军队过境香港北上。华军过境与受降之争有关。战争甫一结束，中英双方均声称应当由自己接受香港日军投降。1945年8月18日，美国公开表示支持英国。③中国依美制英的企图落空。8月24日，蒋介石表示“不愿藉此派兵接收香港引起盟邦间误会”。④中国妥协退让。8月30日开始，中英军事当局组成协调委员会，就香港受降和接收的细节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在此期间，中方提出了军队过境要求，英方虽不情愿，亦不反对。双方讨论的重点是港口设施使用的优先权和过境华军的粮草问题，最终于9月9日以备忘录的形式达成协议。⑤对于国民政府而言，利用香港调兵遣将是针对东北接收问题，选择香港则是部队部署和港口条件多方面因素考量的结果。对于英国而言，正是中国的让步才使其顺利重占香港成为现实，因此不愿在华军过境问题上再制造障碍，从而激化矛盾。从9月30日起，石觉第十三军、李弥第八军、孙立人新一军、卢浚泉第九十三军、阙汉骞第五十四军及林冠雄第六十七师第一团等部队先后过境香港，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海运至秦皇岛、青岛、上海等地。1946年11月28日，九龙军运办事处正式撤销，华军过境香港的军事行动结束。⑥ 表面看来，“屈士文事件”的直接起因是过境华军的纪律问题，背后隐含的则是彼时中国军人对香港问题的感受与表达。时任广州行营参谋处处长李汉冲回忆，中下级军官反帝要求强烈，主张以强硬态度对付香港，有些人还提议乘过境之机实行武装占领，把事情扩大起来，以便为收回香港作张本。过境的军人中流传着一个口号：“我们不是进入外国地区，而是在自己家乡走动。”官兵们鉴于抗战时期的经验，认为英军不堪一击，“只要一个师就可以占领香港”。⑦战时中国国际地位提升，至少名义上跻身“四强”，而抗战胜利带来的喜悦与自豪已成为军人们普遍的情绪。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回忆率部过境香港时，联想起1927年途经此地的屈辱经历。彼时，身着军服的石觉遭受“买办”的恶劣对待，30多位同僚甚至被殴打。由此不禁感叹：“胜利后我们再去香港，英人对我极恭敬，所以说一个国家必须自强才能受人尊重。”⑧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本就对英国重占香港不满，对从外交途径解决港澳问题亦有所保留，他不止一次对同僚说：“美国为扩张其太平洋势力范围，必须排斥英国在远东势力，因而它也不愿意英国占据香港，如果我们对香港发生了事件，美国暗中一定高兴，决不会出面来支持香港，英国此时如无美国的支持，当不敢单独对我们有所动作，因此，我们对香港的任何地方纠纷，都不致酿成为国际的争端。”⑨ 另一方面，华军过境激发了香港民众的爱国之情。在香港的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策动下，当地民众和社团纷纷组织慰问团，掀起劳军运动。⑨第十三军过境之时，“香港居民百余年来未曾见过中国军队……民众人山人海夹道欢迎，国旗飞扬。同胞之爱洋溢于此大英帝国殖民地之间，盛况空前。”(11)新一军过境时，《华侨日报》和《星岛日报》连续多天刊载该军征战缅甸的事迹。港府甚至网开一面，允许新一军官兵分批游览香港岛。当第一批156名身着美式制服的官兵出现在北角码头时，立刻引起了民众围观，路人纷纷争睹“祖国将士”风采。(12)部分香港居民甚至投身军旅，一份香港籍士兵的退伍名册显示，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就有4名深水埗居民参军入伍。(13) 在这样的心理情境和社会氛围中，过境华军的纪律问题摆在了中英双方的桌面上。起先，双方并未就此订立书面协议。英国驻港陆军司令菲士廷(F.W.Festing)向军管期间香港当局最高负责人夏悫(Cecil Harcourt)建议，由中方派宪兵维持纪律，理由是倘若中国官兵违法乱纪，香港警察不便逮捕。(14)根据英方要求，1945年9月26日，张发奎抽调第十六宪兵团一个排，由孙直甫中尉率领进驻九龙塘兵营。(15)这一举措似乎作用有限，违纪事件依然层出不穷。举例而言，过境军队占用多处民房和公共场所，甚至在市面上直接使用法币，官兵们说：“这是自己的领土，当然使用自己国家的钱。”部队还在驻地四周布置障碍物，断绝周边交通，施行严密警戒，以致于“一时九龙秩序极形紊乱”。(16)广九铁路英段经理投诉中国官兵强迫司机超载货物，不顾停车信号，强行通过车站。(17)此外，仅第十三军就有100余名士兵在过境途中逃亡，匿居香港各地。(18)
